一场并不意外的抗议
——“金钱政治”恶果深刻影响美国社会
本报驻美国记者 张朋辉 陈丽丹
美国国会山前反对“金钱政治”的示威静坐活动日前结束。对这场持续8天的抗议，美国政治观察家们并不觉得意外。《美国展望》杂志高级编辑伊莱扎·卡尼称，“这次示威静坐证实了一些人的判断，即在大选年，美国人民需要意识到‘金钱政治’对政治与民主的伤害”。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本杰明·佩奇则希望“类似呼吁‘平等声音’的运动能改善美国的民主状况”。
收买政客——
追求平等的理想被严重腐化
在此次抗议活动现场，多位示威者向本报记者表示，正因为“金钱政治”的恶果深刻影响美国社会，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抗议者愿意长途跋涉赶到华盛顿来表达立场。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安德烈娅·雷女士告诉本报记者，“金钱政治”使大企业、财阀手中的话语权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示威者所处地点恰好在美国最高法院与国会大厦之间。雷一手举着示威标语，一手指向不远处的最高法院说道：“就在那儿，最高法院以保护言论自由为名取消了政治捐款的上限，用金钱收买政客变成了合法的事情。”
美国最高法院于2010年裁定，企业和工会有权无限制地在大选周期向支持且独立于候选人竞选团队的组织即“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随后，个人也被允许无限制地向该委员会捐款。在此次抗议中，示威者将矛头对准了裁定这种捐款合法的最高法院。卡尼正是“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一词的提出者。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两个月前我们刊文讨论了进行一场反‘金钱政治’群众集会的紧迫性，现在这场运动的出现证实了一些人的判断，即在大选年，美国人民需要意识到‘金钱政治’对政治与民主制度的伤害。”
美国财经博客网披露，2007至2012年，在政治方面最为活跃的200家企业共耗费58亿美元用于联邦游说和竞选捐款，而它们则从联邦政府项目和支持中获得4.4万亿美元的回报，占美国个人纳税者向联邦政府所缴税款的2/3。这意味着，企业为影响美国政治的花费可以获取760倍的回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国情咨文中也承认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很大，称“少数家族和幕后利益集团利用资金影响选举”。
“金钱政治”如何伤害了个人生活？雷以金融危机为例说，大企业和银行花费巨资游说国会修改法律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为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埋下祸根。危机爆发后，政府又拿纳税人的钱挽救华尔街。从始至终，百姓的利益都在为大财团的利益让路。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希格长期反对“金钱政治”，要求改革竞选财务制度，为此也参加了此次的抗议示威。他对国会山前的示威民众说：“在过去20多年里，追求平等的理想被严重腐化，富裕阶层的权力高于普通人。”
在此次活动启动之前，莱希格连同13位作家、企业家和民间组织领导人一起发出公开信。信中说，2016年总统大选已变成现代美国历史上受亿万富翁操控最严重、秘密资金渗入最多的选举活动。“如果当前的局面得不到改变，将再次选出一届向富人折腰的政府，人民无法承受这样的结果。”“这种腐败将阻碍美国当前各种重要议题的改革。从缩小贫富分化到应对气候变化。”
共同诉求——
在制度层面杜绝“金钱政治”
选举中金钱的作用也让一些必须靠筹款参加竞选的议员“苦不堪言”。来自马里兰的联邦众议员约翰·萨班斯指出，美国的参选人都被“坏制度”所困。参选人将原本应用来与选民对话、为民众而呼的时间用于讨好大金主，这直接损害了民众对政府的信赖。只有赋予普通民众与大金主相同的政治影响力，国会中的大部分议员才能有机会避免在竞选活动中总是倒向既得利益团体。然而在今天，想做到这一点几乎不可能。曾有议员提交法案，希望通过改革竞选活动的财务制度约束大金主的影响力，但由于无法获得两党的广泛支持与推动，只能沦为“空想”。
此次抗议中，民众提出限制“金钱政治”、改革竞选资金筹集制度、进一步保障公民投票权、尽快审议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等诉求。
卡尼告诉记者，近年来美国多个州增加了对投票权的限制，如增加对公民证件的要求、缩减投票时间、减少投票点等，而实施新限制的州都是非洲裔比例较大的州，学生、少数族裔、老年人等都是投票权被限制较为严重的群体。很多人不参加投票的原因就是“太麻烦”“没时间”。现在美国深陷府院、两党之争，民众对政府的“不作为”和“功能失调”不满，国会又没有改革意愿，导致民众对国会的满意度越来越低。
卡尼对这次被美国媒体称为“民主之春”的运动一直密切跟踪。她发现，参加抗议的民众来自各个阶层，有大学教授、中产阶层，还有学生、移民、工会、少数族裔团体等。从政治立场看，有民主党、共和党，也有中间派。尽管他们的诉求多样，但共同希望政府在联邦层面进行结构性、系统性变革，在制度层面杜绝“金钱政治”。
对“民主之春”运动的政治效果，卡尼坦言，不能指望通过一场抗议就带来决定性的改变，不过只要这种情绪不断积累发酵，政府和国会就不可能对这种声音视而不见。
（本报华盛顿4月20日电）
《 人民日报 》（ 2016年04月21日 0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