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严防青少年滑向极端化（国际视野）
据有关机构统计，在加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圣战”组织的外国人中，1/5来自西欧国家，且多为青少年。欧洲面临日益加大的国内恐怖主义威胁
消失的少年
欧洲反恐新挑战
“直到很多天后我发现儿子留给我的一封信，我才知道他去了叙利亚。”比利时安特卫普市一位名叫法蒂玛的中年妇女对本报记者说，2013年6月，在全家给他大儿子庆祝完18岁生日的次日，他就悄悄离开了家。“一开始我以为他去哪里玩了，所以不是特别担心，等我知道他是去叙利亚参加‘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我一下就崩溃了，那一刻对我来说就像参加他的葬礼。我自言自语道，‘他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两个月前，法蒂玛收到大儿子出走后发来的第一个手机短信。“你不知道我和全家人过去这两年多是怎么度过的，简直就是暗无天日，整日以泪洗面。现在虽然知道他还活着，但心情依然沉重。我们一直在想，他怎么就走上了这样一条极端化的道路？在家时他特别懂事，性格也很温和，我们一点也没发现他在思想和行为上有激进的迹象。”法蒂玛一脸困惑而又无比哀伤地说。
根据位于英国伦敦的国际激进化和政治暴力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从2011年底到2013年底，有1.1万名外国人加入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圣战”组织，其中1/5来自西欧国家。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计算，比利时是欧洲“出口”所谓“圣战者”最多的国家，每百万人中就有约27名“圣战者”。在比利时恐怖问题研究专家皮特·范·奥斯特耶眼里，这些数据显得“非常保守”。他对本报记者说，目前约有3000到5000名欧洲青年奔赴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其中500多名来自比利时，比利时是人均加入极端组织比例最高的欧洲国家。
3月22日，布鲁塞尔市郊的扎芬特姆机场和市内欧盟总部附近地铁站接连发生爆炸袭击，造成至少32人死亡、300人受伤。比利时联邦检察院4月10日发布公告称，经过持续数日的突袭搜查，已经成功抓捕6名恐怖分子，他们是过去4个月来巴黎恐袭案和布鲁塞尔恐袭案的主要嫌犯。
2015年1月，巴黎《沙尔利周刊》恐怖袭击案震惊世界。案发后人们发现，凶手中有两人是亲兄弟，姓库阿希，他们就出生在法国。2005年，弟弟谢里夫准备通过叙利亚前往伊拉克时被警方拘捕，在监狱中他认识了法国伊斯兰激进组织的重要头目贝加勒。从那时起，谢里夫就深受贝加勒的影响。2011年库阿希兄弟曾到也门接受“基地”组织的军事培训。
据英国白金汉大学安全与情报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教授安东尼·格莱斯介绍，欧洲绝大多数加入极端组织的“圣战”主义者都是年龄在30岁以下的年轻男性，他们受到极端和偏激的特定教义影响，残忍使用暴力。
英国自2005年发生伦敦地铁爆炸案以来，面临的恐怖主义袭击威胁一直没有中断。当前，英国将国家安全警戒级别界定为第二高的“严峻”，意味着英国很可能会遭受恐怖袭击。3月初，《南德意志报》援引德国联邦刑事犯罪调查局掌握的信息称，目前已有800名德国人加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其中1/3已返回德国境内，这些人中的70%具有实战经验。德国警方表示，想要在出境口拦截未成年人“几乎不可能”，只能通过情报部门提供的线索或父母的失踪报案掌握情况。
被社会抛弃
移民区问题严峻
去年11月法国巴黎发生系列恐怖袭击之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区被贴上了“恐怖分子温床”的标签。根据警方的调查结果，巴黎恐袭案的主要嫌犯大都来自这个社区，该社区是欧洲恐怖分子的“大本营”，几乎与最近几年欧洲发生的所有重大恐怖袭击事件都有关联。莫伦贝克区位于布鲁塞尔西郊，80%的居民是穆斯林，多为摩洛哥和土耳其移民。
“穆斯林移民的年轻一代很容易受到极端组织蛊惑而踏上激进之路，”奥斯特耶说，比利时人口约1100万，其中穆斯林约占6%，这些穆斯林移民大多聚居在一些大城市相对封闭的社区，与当地居民几乎隔离开来，“由于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等不同，穆斯林社群至今没有融入到当地主流社会。极端组织很擅长利用穆斯林青年这种自认为被歧视的情绪，煽动他们采取极端行动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
“除社会地位较低之外，经济地位相对较低也是刺激一些穆斯林青年思想激进化的一个主要原因。”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反恐研究中心主任马克·辛莱顿对本报记者说，和欧洲很多穆斯林聚居区一样，莫伦贝克曾经是工业重镇，在工业蒸蒸日上的年代，欧洲的穆斯林主要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善生活，但随着工业日趋没落，工厂纷纷倒闭，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下，他们的失业率比当地主流社会更高，经济地位相对更低。
库阿希兄弟出生在巴黎郊外的热讷维耶镇，父亲于上世纪70年代从阿尔及利亚移民至此。一直以来，热讷维耶镇被法国人称为“小巴格达”，以脏乱差闻名。作为移民的库阿希一家过着被边缘化的生活，处在社会最底层。“库阿希兄弟是走向极端的法国青少年的典型，他们具有以下特点：生活在郊区，有犯罪前科，坐过牢，到过‘圣战’战区，极端伊斯兰化”，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法拉·科斯若卡瓦尔如是说。
德国专家认为，青少年接受极端主义的“教化”甚至成为极端分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新闻发言人丹尼尔·克拉夫特告诉本报记者：“的确，外来移民由于不同文化、宗教背景造成的社会融入困难是重要原因之一。但他们中很多人出生在德国，甚至只会说德语，而不会说父母或祖父母的母语，如阿拉伯语或土耳其语，甚至此前从未接触过伊斯兰教。因此，除了社会融入问题，还有更多原因值得关注。”
缺乏正确引导，对自我价值的不认同，缺乏对社会多样性的包容，心理障碍，对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一味寻求简单粗暴的答案，受到不公正待遇，被人群孤立，青春期叛逆，家庭环境不好，对社会绝望，对暴力的渴望……这些都会成为青少年被极端主义思想诱导的原因。克拉夫特强调，这些原因不仅可能让青少年走向宗教极端主义，也可能使他们受到极右排外主义影响。“随着难民危机爆发，针对伊斯兰教的网络仇恨言论和信息、针对难民营的暴力行为，都会被放大。这容易激怒年轻的穆斯林，使他们做出激烈回应，反之又会更加激怒极右排外分子，造成彼此矛盾激化的恶性循环。”
格莱斯教授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除反恐部门以及情报部门需使用一切力量破获阻止恐怖主义预谋外，社会各界也需通力合作，了解青年人加入极端组织的原因，预防青年人走向极端化。极端分子利用脸谱、推特等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渠道进行宣传、诱导及招募。现实中的人力宣传及洗脑也大量存在，这可能发生在家庭成员内部、年长的朋友对晚辈、甚至是大学校园内。事实上，英国被极端化的青年很大一批就来自校园，他们本可以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却被诱导而加入极端组织。另外，移民潮以及大规模的难民涌入欧洲，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不可否认，有部分极端分子混入了难民队伍，潜入欧洲大陆，他们不仅可能策划恐怖袭击，还不断开展人员招募。事实上，已有证据显示他们在难民中间宣传招募极端分子。”
增强归属感
多维度防患于未然
比利时政府最近加大了对青少年思想极端化的防范力度。今年2月，比利时政府拨款330万欧元用于新增80名伊玛目（清真寺内负责讲解伊斯兰教义和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士）。比利时司法部长科恩·吉恩斯在宣布该项措施时表示，为了更好地使穆斯林社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从而有效防范青少年走上极端化道路，比利时政府对清真寺实行认可制度，经政府认可的清真寺可以从事宗教活动，新增的80名伊玛目将在新获得政府认可的50家清真寺里工作。比利时荷兰语报纸《标准报》报道称，极端组织多利用“地下”清真寺对穆斯林年轻一代洗脑，因此建立合法清真寺和培养优秀伊玛目是防范青少年思想极端化的前沿阵地。
比利时社会也积极参与到防范青少年滑入极端思想深渊的保卫战中。在布鲁塞尔东北方向12公里处有一个小镇名叫菲尔福尔德，那里被称为比利时青年激进化重灾区，已有28名青年加入“伊斯兰国”。2014年当地一名社会活动者穆德·博达提建立了一个极端思想预防中心，从此该地便没有青年走上激进之路。博达提对记者表示，过去，当地社区不太关心年轻一代穆斯林的所思所想，该中心则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找到工作，培养他们以比利时为家的归属感，找到生活的意义。
距离菲尔福尔德不到3公里的小城马赫伦也居住着大量穆斯林移民，但那里没有一名青年前往叙利亚或伊拉克参加极端组织。据该市市长巴特·索玛斯介绍，该市青少年之所以能成功“免疫”，主要是因为当地对防范极端化工作抓得早。“这项工作一定要及早进行，只要对青少年给予足够关心，总会发现他们的一些变化，从而防患于未然。”该市成立一支专门警察队伍，定期家访疑似激进化青少年家庭，及时提供支持。索玛斯还特别强调家庭的作用，他说，为人父母者应该负起首要责任，不要等到孩子踏上不归路才追悔莫及。
法国国家安全与公正高等研究院的报告认为，设立国家援助与预防极端化中心是法国防止极端化的重要成就之一。过去，一些已经加入恐怖组织或者已经表示准备出发去“圣战”区的极端分子的亲近人士即使表示出担忧，法国也没有相应的受理机构。2014年4月底，法国开设国家援助与预防极端化中心，请一些富有经验与知识的警察专门负责接听热线电话，心理医生在必要时提供心理辅导。设立这个平台不仅对极端分子的亲近人士负责，也有助于反恐部门判定情况以便采取对策。目前该平台每月接到约上百个电话，发现了大量极端化案件的线索。
此外，法国政府决定在各警察局增设监视跟踪部门。2015年6月，101个监视跟踪部门到位，跟踪了800多名青年激进分子与400多个激进家庭。政府还制定了家庭支持与青年改造措施，组织包括伊斯兰知识、“圣战”历史、反极端化法律、极端化与宗教灌输过程等内容的培训。2015年4月，法国总理瓦尔斯宣布设置一个机构，通过个性化辅导与心理矫正，帮助从叙利亚与伊拉克回来的青年在社会中找到自身位置。
法国国家安全与公正高等研究院的报告认为，上述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尚不足以动员所有力量参与防止极端化斗争。
为预防宗教极端主义和排外主义在青少年中蔓延，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设置了多维度的教育手段，通过为中小学教员提供政治教育培训、青少年帮扶指导、市政培训服务等方式，宣传预防极端主义思想。今年4月至2018年3月期间，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还将与德国青少年福利机构“社区行动与咨询协会”合作，共同试点正面干预教育项目，有需求的学校都可以申请参与。
克拉夫特对本报记者表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建立了信息服务平台，详细介绍极端主义思想会如何一步步麻痹理智，以及该如何及时预防，还会发布正面干预教育的最新信息。平台还会分享相关教材供中小学教师下载。他说，及时预防和干预青少年思想被极端主义和暴力影响，需要国家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减少与伊斯兰教的对立感很重要，政治教育、社会工作、学校和社区教育，都要发挥积极作用。克拉夫特表示，从参与者的反馈来看，正面干预教育已经产生了积极影响。
格莱斯表示，英国应有针对性地在学校里加强预防措施。目前，英国政府出台了一项法规，要求大学必须对疑似的极端主义宣传演讲者采取应对举措。同时，对可能受极端思想影响的学生需加强辅导与支持。为打击青少年加入极端组织的现象，需要综合利用各种手段同极端组织开展斗争。比如，为提高获取相关情报的能力，拦截相关的有线及无线电子通信信息非常重要。此外，欧洲各国还需切实加强情报信息的分享与合作，通力应对不断上升的恐怖主义威胁。
（本报记者任彦、李永群、冯雪珺、李应齐采写）
制图：张芳曼
《 人民日报 》（ 2016年04月19日 2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