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创历史新高。在“资本净输出国”的新身份下，未来料有更多企业“走出去”的故事上演。

中新社记者走访参加全国两会的企业家委员，了解他们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麻烦和挑战。委员们希望政府能够通过维护企业海外经济利益、为企业争取公平竞争环境、提供融资便利等方式为企业走出去护航。

不过，委员们同时提醒，企业在“走出去”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中也要量力而行。了解投资目的国的风土人情，投资环境，做好风险评估。

企业家盼政府护航出海

2015年年初，墨西哥政府决定无限期搁置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高速铁路项目。中国官方对此表示遗憾，并强调中国企业为参与该项目招标付出了很大的人力和财力。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玉台委员表示，现在央企走出去会遇到一些国家的干扰、阻挠和破坏，只能根据当地的情况和具体的项目来做出决定。“要有思想准备，走出去不容易，尤其是刚一开始。”

张玉台强调，政府无论从内政外交方面都要保护中国企业在外经济利益，“以前我们在这方面提得不多，现在大家都比较重视”。

全国政协常委、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委员也表示，国家需要在企业国际投资过程中，为它们创造一个公正和平等的环境。

2014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过程中见证了250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至少为中国企业带来了1400亿美元的大单。

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委员注意到这一点。他表示，国家领导人在出访过程中加以背书，对企业，尤其是对民营企业走出去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希望我们国家领导人多为民营企业站站台”。

走出去需更多政策便利

盼望得到政府“护航”的同时，企业家还希望官方能出台更多便利措施，增加他们全球范围的竞争力。

中海集团前董事长李绍德委员表示，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难点在于资金方面，“现在一些海外企业竞争时在融资方面比我们更有优势。（中企）可能比起国外企业，在获得低息贷款、利率优惠等方面还是难一些”。

去年卸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的万季飞委员也表示，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政府需要提供更多政策上的便利，简化程序，在税收、融资方面提供更多扶持。

除了更方便地走出去，企业家还希望能够更顺畅地“再回来”。郭广昌委员表示，他所在企业在海外的公司有150亿欧元对外可投资资产。和许多企业一样，他们也希望能够回到国内投资，希望国家能够在政策上给予支持。

企业应量力而行修好内功

一些委员指出，很多时候，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阻碍不在于国内监管，而在于对自身以及投资目的地的不够了解。

中国银监会前副主席蔡鄂生委员表示，监管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看，有时候“我国监管部门放开了，对方监管部门未必让你进去，首先按照规则来办”。

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委员也提醒企业量力而行，“比如云南的富滇银行，在东南亚国家开设了分支机构——但是你让富滇银行去欧洲开分行，它能行吗？”

万季飞提醒企业注意“文化冲突”带来的问题。他表示，有的企业仅仅由于得到目的国政府许诺的一些优惠条件，负责人甚至都没有到实地考察过，就仓促决定投资，致使后期经营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部分企业在境外项目实施的过程中，遭遇到推进缓慢、成本失控、签证困难、不公平竞争、融资障碍等风险，致使项目难以为继，进退为难，对中国的企业形象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列席此次政协大会的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鹿强以美国为例说，当地法律限制非常多，他掌握的情况，不少企业面临大量的法律诉讼，这些诉讼来自员工福利、待遇及工作时间等各个领域。企业因此无法腾出精力全身心发展。

本地化策略是抵消文化冲突的一招好棋。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委员介绍说，联想走出去过程中也交了不少的学费，“最大的启示就是每个市场都有他自己的特点。所以你一定要借用本土的一些人才、资源去发展”。

一些来自香港的委员们表示香港可以发挥独特作用。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委员表示，作为亚洲金融商贸航运中心，香港在内地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可以做超级联系人的角色，“香港法律、会计、专业管理、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士都是我们的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