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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全球共识 见证中国担当

2015-02-11 15:10 来源:改革网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20周年回眸(上篇)

凝聚全球共识 见证中国担当

秘鲁利马当地时间2014年12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前排右二)在联合国气候大会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与本届大会主席、秘鲁环境部长比达尔(前排右三)进行交谈。(资料照片)中国改革报记者 高弘杰 摄

□ 中国改革报记者 吴小雁

13天的谈判磋商,190多个发展阶段各异、国情千差万别的国家诉求,连续40多个小时的争锋博弈,一个相对平衡的结果,终于在当地时间2014年12月14日凌晨落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次缔约方会议及京都议定书第十次缔约方会议在延期33个小时后闭幕。当大会主席、秘鲁环境部部长普尔加落下最后一槌,宣布利马气候大会闭幕时,人们才忽然发现,利马这座世界著名的“无雨之都”不知何时竟飘下缠缠绵绵的雨丝。

如果把20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我们怅然回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重复了十多次的场景,竟又出现在眼前。在这场艰苦的博弈中,每年发生变化的是不同的国家轮流坐庄,不变的却是重复的争吵、艰难的平衡。虽说参会者岁岁年年人不同,但争论不休却年年岁岁花相似。

如果把20年作为一个历史舞台,大幕开启,我们豪情万丈,尽可以当之无愧地向世人宣称:20年联合国气候大会收获的绝不是一声叹息,更不是零和博弈。最为深入人心的评价应该是———20年斗转星移凝聚的是全球共识,20年日光月华见证的是中国担当。

全球共识

【诺亚方舟】圣经中记述了诺亚方舟的故事。那是一艘根据上帝的旨意而建造的大船,建造的目的是为了让诺亚与他的家人,以及带上方舟的各种生物能够躲避一场大洪水灾难。当方舟建造完成时,洪水如期而至,地球遭到灭顶之灾,唯有方舟里的生命得以幸存。

进入21世纪,有位法国建筑师设计了一艘“海上诺亚方舟”,它犹如一朵巨大的百合花盛开在海面上,可同时供5万人居住避险。或许当初旁观者会认为此举荒唐,但英国《卫报》的资深记者保罗·布朗的观点却暗合法国建筑师的未雨绸缪。布朗是一位关注气候变化多年的环境记者,积累了大量关于气候变化的信息。他在中国的一次研讨会上发言说:“如果平均气温再上升2摄氏度,那么上海这样的沿海城市将被海水淹没。”布朗的话并非耸人听闻,按照目前多数科学家认可的推算方法,全球平均温度将在2050年上升2摄氏度。也就是说,再过30多年,世界或面临着“泡汤”。

如果说学者的数据推演令人将信将疑,那么眼见为实的也足以令人步步惊心。海明威1936年发表了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地产商王石受山与雪的诱惑,2002年费尽千辛万苦攀上乞力马扎罗之巅。结果大失所望,眼前是一片寸雪皆无的光秃秃的岩石。王石最近几年连续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他要在中国代表团所设的“中国角”不厌其烦地向来自各国的代表讲述那次令人失望的攀登。

“全球变暖”似乎成为气候变化的代名词,温室气体排放成为万恶之源。但事实上,全球变暖只是第一步,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绝不是冬天暖、夏天热这样简单。当世界上的一些地方被风暴和泛滥的洪水、恐怖的海啸袭击时,另一些地方却遭受着严重干旱的威胁。旱情的加剧,供水量的萎缩,将致使全球的粮食生产和供给告急。全球气温的上升必然导致荒漠化、森林退化、海洋变暖,物种无法适应气候而加速灭绝的步伐。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把天捅出了个大窟窿,导致紫外线与人们过分亲近,于是罹患皮肤癌几率大大提高。当这一连串令人恐怖的画面一一呈现在人类面前,随之而来的必将是政治动荡、生态系统崩溃,或许一场水危机将会导致一场世界大战。

几年前,谈论气候变化的是科学家,再后来,好莱坞的艺术工作者也加入其中,气候灾难片成了热门题材。巧合的是,当时光走进2014年的冬季,前来参加气候大会的代表们行走在利马街头,不时可以看见美国电影《星际穿越》的海报。这部预言人类“坏未来”的科幻影片,讲述了气候变化导致人类不得不放弃地球的故事。

为了让决策者和一般公众更好地理解气候问题,分享相关科研成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于1988年成立了气候变化政府间会议(IPCC)。IPCC在1990年发布了第一份评估报告。经过数百名顶尖科学家的评议,该报告确定了气候变化的科学依据,它对政策制定者和广大公众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在解读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时说,这份五六千页的报告,给出了几条最重要的信息:从总体上来讲强化了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从科学上进一步确认了人为造成近期的气候变化的确定性;从结论来讲,把路径也说的比以前更加清楚了。

忧心忡忡的人类逐渐认识到,用政治手段遏制碳排放,从而解决气候问题,恐怕是目前最有效的措施。终于在1992年5月22日,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对付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

《公约》的目标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人为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害,减缓气候变化,增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确保粮食生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实现上述目标,《公约》确立了五项基本原则:一是“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应率先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二是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和国情;三是各缔约国方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预测、防止和减少引起气候变化的因素;四是尊重各缔约方的可持续发展权;五是加强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不能成为国际贸易的壁垒。

如今已有190多个国家批准了《公约》,这些国家被称为《公约》缔约方。《公约》于1994年3月生效。每年将举行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COP),简称为联合国气候大会。第一次缔约方会议于1995年在德国柏林召开。

1997年12月,第3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本次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它规定从2008年~2012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将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

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旅游胜地巴厘岛召开第13次缔约方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告诉记者,在这次大会上,他首次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这次大会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突破,确立了‘巴厘路线图’,为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议题确立了明确议程。” 他说,“巴厘路线图”建立了双轨谈判机制,即以《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为主进行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按照“双轨制”要求,一方面,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要执行其规定,承诺2012年以后大幅度量化减排指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未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则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采取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措施。

缔约方第15次会议于2009年12月7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许多国家首脑一起参加会议。这是一次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相关官员参与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如果说哥本哈根大会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主要是由《哥本哈根协议》体现出来的。根据《京都议定书》,只有发达国家执行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而根据“巴厘路线图”和《哥本哈根协议》,国际社会将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谈判制定一个全球各国共同采取行动的全新的体制。

2011年在南非德班举行了缔约方第17次会议,“德班平台”的建立使这次大会同样具有特别意义。大会通过决议,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决定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对于绿色气候基金,大会确定基金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金融机制的操作实体,成立基金董事会,并要求董事会尽快使基金可操作化。

2015年12月将在法国巴黎举行缔约方第21次会议,这又将是一次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的会议。但愿这个浪漫之都真的能为以往的缔约方会议画一个浪漫的句号,进而开创一个光明的未来。

天堂潮起潮落,人间舟来舟往,我们实在无暇顾及诺亚的前世今生,因为现代版的灭顶之灾或许就在眼前,现代版的方舟故事已让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其中。

凝聚全球共识 见证中国担当

2013年11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9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9次缔约方会议在波兰首都华沙开幕。(资料照片)中国改革报记者 高弘杰 摄

责任博弈

【第十二夜】《第十二夜》是莎士比亚早期喜剧创作的代表作。作品以抒情的笔调,浪漫喜剧的形式,讴歌了对爱情和友谊的美好理想,表现了生活之美、爱情之美。莎翁的这出喜剧调和了冲突,瓦解了悖论,有效填充了命运的缺憾,使每个剧中人都幸福圆满,上演了皆大欢喜的结局,让人们心中对“善与美”的向往变成现实。

联合国气候大会一般会期12天,可惜,第12天的夜晚却从没有像莎翁喜剧那样美妙。媒体报道曾有过这样的标题:没有不“拖堂”的气候大会。最近一次的利马会议,原定于2014年12月12日结束,而“拖堂”了16个小时之后,在近200个国家代表团中,仍有超过80个国家代表团不同意协议方案。待13日凌晨大会主席一锤定音时,已拖堂33个小时。

“今年你们记者如果采访利马会议,订返程机票要留有余地。会议通知是12月12日结束,一定要订13日甚至14日返程机票才行。”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在利马大会前就给参会记者敲了警钟。这绝对是经验之谈。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巴厘、哥本哈根、坎昆、德班、多哈、华沙……最近这些年的气候大会果真从未准点结束过。每次“第12夜”现场记者都被熬得“清汤挂面”躺倒一片。其辛苦不在话下,其郁闷更是实难忍受。其中最不给气候大会长脸的莫过于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大会主席说,本次大会所动员的政治意愿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以后可能再也不会有这么多国家领导人参会了。大会主席没好意思说的是,本次大会是吵架第一的典范,同样空前绝后。

说起哥本哈根,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2015年元旦假日过后,在办公室讲起5年前这段往事,恍如昨日:那是2009年12月15日,按照当天的预定会议日程,要在晚上9点召开履行公约义务谈判小组的谈判会议,听取履行公约义务谈判小组主席关于公约下各议题一揽子协议草案的报告。但就在会议将要开始的时候,美国代表走到主席台上,拍桌子指责谈判主席,表达其对主席文件草案的强烈不满。之后,谈判组主席与主要集团和国家代表紧急磋商。这一磋商,就持续了8个多小时。一直到凌晨5点,会议才重新开始。

有报道如实记录下气候大会“第12夜”的场景。会议进行到18日晚上7点,大会主席、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宣布召开本次缔约方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相关决定草案。这个协议明显偏向于发达国家的诉求。大会主席意欲强行通过协议的做法触犯了众怒,台下很多国家代表马上大力敲桌子表示抗议。一时间,偌大的会场,“嘭嘭嘭”的声音响成一片。

在安徒生的故里,这座童话之都如今没有童话。哥本哈根会议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喧哗和躁动,更是一场利益与责任博弈的真实写照。哥本哈根会议并不是孤例。解振华讲起2011年德班会议的故事,你依然会感到鲜活依旧,历历在目。

中新社2011年12月11日发了一篇题为《解振华德班质问“搅局者”:无资格给我讲道理》的报道,至今在网上都可以查阅到。报道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发火了!在德班气候变化大会最后一刻,面对发达国家的不断“搅局”,解振华质问道,“我们不是看你说什么,我们要看你做什么。到现在为止,有一些国家已经作出了承诺,但并没有兑现承诺,并没有采取真正的行动,讲大幅度率先减排,减了吗?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你提供了吗?”解振华挥动着手,提高了声音,“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消除贫困,我们要保护环境,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已经做了,你们还没有做到,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给我讲道理?”解振华话音未落,午夜时分的德班国际会议中心,掌声雷动。几个小时后,德班气候大会宣布闭幕。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绿色气候基金等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切的议题上,解振华说,“取得了我们满意的结果。”

气候谈判难谈拢,说到底是四个字:国家利益。减少碳排放量势必影响经济发展,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今天,减排意味着不仅给气候降温而且会给本国经济降温。每个国家都要锱铢必较,无非是为争取最大利益。一些发达国家强调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承担更多减排承诺。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平衡反映减排、适应、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要素。各方贡献也应包括这些内容,毕竟经济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仍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紧迫任务。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代表每次都会一如既往地撂下一句意思相近的狠话:“不会牺牲经济增长和与贫困作斗争的努力,去争取达成联合国气候谈判的成功。”

我们不难发现,20年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发达国家强压发展中国家承担不合理国际义务的图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谈判桌上,面对强权政治,发展中国家只用真诚和善良去参与,可能永远不会获得所期待的结果。“自从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美国显然是发达国家的首脑;而中国也在发展中国家中,有着类似地位。”日本著名时事杂志《外交家》如是称。利马会议的最后两天,争论的焦点并不新鲜。中国坚决地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谴责发达国家未能兑现承诺并坚持认为,在减排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能力不同,责任也不同”。美国人则挑头叫板:“到底哪个国家应该承担减排的最大责任?”

欧美等国家认为,中国的排放量在2013年就已经是全球第一,甚至超过欧美排放量的总和,最应该加大减排力度;中方则坚持“历史总量”的观点,认为这么多年来整体“累积排放量”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占了70%,应该承担最大的减排义务。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司长苏伟说,现在有些发达国家要求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分出来,说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应承担和发达国家一样的责任。这是一个无理要求。我们现在还有两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就是一天仅1.5个美金的实际水平。

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副司长李高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说过一句话,中国不是乍得,暗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中国确实不是乍得,但是中国也不是美国和欧盟。从人均历史累积的排放,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看,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及对目前气候变化的贡献,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的事实并没有改变。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认同,是谈判中最为艰苦的部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透露。美方认为所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应该“与时俱进”,这条20年前订下的规矩,已经不符合现实。而中方坚定认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减排问题上,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与发达国家不同,减排责任应有区分。另一个计算方式的分歧体现在“人均”。中国目前的人均排放量大约在六七吨左右,而欧洲国家,人均排放量最高时曾达到十几吨。欧美等国家理当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

所有的争论本不该是为了论个高低,而是为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为了全人类。这本来是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然而大道理却常常被小道理搅局,令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马拉松式的谈判总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与国家或者国家集团的利益之间角逐,这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万般无奈。他只能再一次呼吁各国政府致力于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气候协议,为在本世纪末将地球的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贡献应尽的力量。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只有期盼,没有答案。

期待共赢

【马太效应】“马太效应”的概念源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泛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法则。此术语后为经济学界所借用,反映赢家通吃的两极分化现象。

在气候谈判的博弈中,马太效应的阴影似乎总是若隐若现。

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面对美国谈判代表的无理要求,解振华曾拍了桌子。解振华说,发达国家人均GDP是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倍,他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还在增长,而发展中国家面临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为什么非要强加给发展中国家不合理的减排指标?他说,有些国家的排放是奢侈性排放,是锦上添花,有些国家的排放是发展排放,有些国家的排放则是生存排放。中国既有发展排放,也有生存排放,另外还有24%是为了别人,主要是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而排放。“如果要讲公平,就应该按人均历史累积排放来规定各国的减排义务,而不是光看排放总量。”

据巢清尘介绍,最早的气候观测是从1850年开始,当时国际上只有一个研究机构做出了研究结果,但可信度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IPCC报告里主要用的是过去130年的数据,因为它强调采用多种研究结果共同给出的一致数据,我们正确理解观测到的气候变化的基本时间点,应从1880年开始。

不争的事实是,这一气候观测的起始点,正是西方国家工业化如火如荼的时候。西方工业革命进程已经几百年了,现在世界上累积的碳排放八成都是发达国家“贡献的”,凭啥就不能贡献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数据显示,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占全球累计排放量的95%;从1950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碳排放量占到全球的77%。英国一家风险评估公司2009年年底公布的能源使用二氧化碳排放指数显示,从年人均排放二氧化碳看,美国为19.58吨,澳大利亚为20.58吨,而中国为4.6吨,不及他们1/4;从人均历史累计碳排放量看,英美人均1100吨,而中国人均66吨,只是英美等国的1/20。

此外,对于目前新兴经济体的温室气体排放,发达国家也应承担一定的“转移排放”责任。当西方工业文明用坚船利炮征服世界的时候,农业文明国家还在刀耕火种,发达国家不能不认账,更不能不负责任。拿工业发展的红利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既是救赎自己,也是救赎地球。难道真的要如马太福音所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时至今日,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已经持续了整整20年,《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也已持续了10年。令各方都满意的一致意见越来越难达成,谈判进程越发艰辛。联合国早已意识到了这是一场永难调和的持久战,于是气候大会上“妥协”这个词越来越被人关注。

有一句古老的格言展示了中国人的智慧:“退一步海阔天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在秘鲁利马气候大会上的发言,是这句格言的最好注脚,为许多国家的代表所认同。在中国代表团“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主题边会上,解振华一番话切中要害:气候谈判要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各国的核心利益之间找到平衡”,实现合作共赢。如果追求零和,一方或一个集团完全胜利,另一方或另一个集团完全不满意,这个多边机制就是失败的。

在利马会议前的一次记者培训会上,有位专家说得好,如果只是各国自己干自己的,那么我们也不需要什么国际协议。国际合作的概念非常重要,我们要通过这样一个国际协议,不仅促进各国要比原来做得更好,而且通过这样一种国际机制的安排,来提供一种支持和鼓励。特别是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支持发展中国家做得越多,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体效果的贡献就会越大。

事实上,越来越多数据显示,减排与经济增长并不冲突。全球清洁能源产业近几年一直在加速发展。丹麦已提出要在2050年实现全国100%使用清洁能源,预计成本仅为每人每年20欧元。中国开发清洁能源的速度超越了许多发达国家,相关中国企业通过风力发电设备、光伏面板出口以及在其他国家修建清洁能源设施,创造了大量经济效益。在美国,虽然政府在减排方面动作迟缓,但私营企业的相关投资却在增长。引领全球电动汽车产业的特斯拉汽车公司近期就宣布,将兴建一个完全使用清洁能源运行的超级电池工厂,有望创造6500个工作职位。这些都说明,推动节能减排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大多还不够完善,这对发达国家来说其实意味着很好的投资机会,比如电力设施,如果能获得更多的资金和新技术进行能效升级,不但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达国家的相关企业也能从庞大的电力需求中获得不错的投资回报。但前提仍然是政府间能否抛开短期利益冲突,达成共识,创造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才能实现真正双赢的局面。

零和博弈是指在竞争中,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参与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气候变化影响着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各国必须抛弃相互制约的零和博弈心态,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共同推动减排行动才会收到实效。缔约方任何单方面的努力,对整个气候变化正能量的影响都是徒劳的。而赢家通吃的博弈,也注定只能收获没有赢家的结局。越来越多的人持有这样的共识,也许是联合国气候大会坚持年年一聚,虽然吵吵闹闹而又棒打不散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