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四分之一的人口即将离开这座城市。许多人已经走了。他们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年度人类迁徙的一部分，即来自农村的进城务工人员回家过年。对其中的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他们一年中见到子女的唯一时间。

FT中文网报道，在一年中余下的时间里，当父母在大城市辛勤工作时，7000万“留守儿童”留在家里，要么跟奶奶，要么跟父母中的一方生活；或者被送到寄宿学校，往往没有任何成年人的监督。

这些是“中国梦”的受害者：由于父母被迫到远离家乡的地方找工作而不能抚养子女，孩子们的情绪、营养、甚至体格都会发育不良。其中一些孩子差不多成了经济孤儿：根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200万留守儿童实际上无家可归，在农历新年以外的时间里生活在没有家庭关爱的状态下。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根据去年发表的一份政府报告，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正想方设法带子女进城。35岁的倪梅红（音）是其中之一：她有一个齿缝明显的8岁儿子，名叫周倪君（音），她和她的农民工丈夫带着这个孩子居住在上海北部的郊区宝山，而不是把孩子留在他们自己为了追求美好生活而逃离的家乡，让奶奶去照顾。

“我不能把我的宝宝留在那里，”倪女士说。她说，倪君出生于他们在上海崇明岛的农村老家。他在出生后的头三个月待在老家，由外祖母照料，而父母返回上海工作，尽管两地之间只有两小时的车程。但在那之后，倪女士希望把儿子接来，与父母一起住在城里。于是，她的母亲也迁移至上海，由她照料孩子，让她的女儿和女婿在城里打造中产阶层的生活。

但是，即便如此，把倪君接到上海生活也并不是一件直截了当的事情。尽管父母都已住在上海10余年，但小倪君严格说来没有在上海上学的自动权利。他的户口在他们的乡村小镇。

农民工子女被允许进入上海的公立学校——当地慈善机构称，确实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孩子入学——但前提是学校有名额。很多学校没有。倪女士表示，为了让儿子能够上学，她被迫花20万元人民币（合3.2万美元）在宝山买了一套公寓，这对农民工来说是一笔大钱。“他的班上有近50名学生。如果你没有房产，就不可能进学校，”她说。

今年春节，倪女士和她的出租车司机丈夫只打算回崇明老家吃一顿年夜饭（相当于西方的圣诞晚餐）。之后他们将返回上海投入工作。农历新年是出租车行业的旺季，夫妇俩承受不起在老家度过整个黄金周假期的代价。

倪女士和她的丈夫代表着政府官员所称的中国劳动力迁移的“新阶段”。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司长王谦去年曾在一个发布会上表示：“开始是一个人的流动，主要是劳动力的流动，然后是夫妻，然后是带着孩子，再往后将是带着老人。”

崇明总工会的官员表示，崇明大多数出租车司机确实带着孩子一起住在上海。虽然并不遥远，但每天驾车在上海和崇明之间奔波仍然太远，成本也太高了——再说上海的学校更好。崇明的地方政府官员表示，即便是岛上的留守儿童，多数也能每周或每两周见到父母，因此他们的境遇比“真正”的农村留守儿童好得多。

但他们是幸运者：数千万农民工子女正要与父母共享一周的天伦之乐，然后告别父母又一年。“中国梦”是一个严厉的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