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18年的“百名红通人员”刘宝凤回国投案自首——
逃到天涯海角，终将面对处罚
本报记者 孟祥夫
6月29日16点15分，一架民航客机降落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没过多久，一名身穿白色T恤的男子在两名警察搀扶下缓缓走下舷梯。男子面容憔悴，“他才50出头，看上去像70多岁的老人。”一名办案人员说。
这一幕，正是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彩田路证券营业部原总经理刘宝凤回国投案自首的情形。
“我今天回深圳投案，接受深圳市监察委员会调查，我将如实交代过去的违法行为，积极退赃。我也奉劝现在还在国外没有回国投案的犯罪嫌疑人，认清形势，及时回国投案，积极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刘宝凤在机场说，“我现在认识到了，国外不是法外飞地，哪怕逃到天涯海角，也终将面对处罚。”
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广东省追逃办和深圳市监委不懈努力，“百名红通人员”、职务犯罪嫌疑人刘宝凤回国投案自首。这是党的十九大以来第十一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也是开展“天网行动”以来第五十九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
18年，这是刘宝凤外逃的时间；16个月，这是深圳市纪委监委的办案速度。从“只知道刘宝凤的名字”毫无线索，到一年多时间就将其成功缉拿归案，“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案件终于有了突破口”
2001年11月15日，刘宝凤外逃。
原来，自1997年至2001年，刘宝凤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司自营资金进行股票交易、新股抽签等营利活动。2001年7月，刘宝凤遭到内部揭发举报。得知风声后，他第一时间到公司营业部财务处假冒他人签名，将获利资金转至私人账户上全额取走，并随后携妻儿经由香港逃走。
事实上，早在2001年12月26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就对刘宝凤立案侦查了，并于次年4月3日决定逮捕。然而，该案一直未取得明显突破，刘宝凤逍遥法外多年。2002年7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缉令，2015年4月，刘宝凤被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办公室列入“天网行动”“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位居第五十一号。
转折点出现在2018年。随着深圳市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刘宝凤案件在2018年2月由市检察院移交市监委继续查办。深圳市委反腐败协调小组第一时间成立了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并将办事机构设在市纪委监委第五审查调查室，重点负责追逃追赃工作，解决了“之前案子都分散在各个室跟着人走”的问题，办案力量集中、握指成拳，案件由此迎来转机。
然而，新的问题也来了：新的办案人员甚至“只知道刘宝凤的名字”和“他是百名红通人员之一”，其他情况并不掌握。“由于案发时间久远，经办人几经转手，有的退休、有的转岗。”参与办案的干部介绍。
怎么办？办案人员及时调整策略，把重点放在华泰公司。“凡是当年跟刘宝凤接触过的人，我们都找了一遍。”
办案人员一直找到了市司法会计鉴定中心的库房。一名办案人员介绍，大家如获至宝，“我们开展海量工作，最终找到了刘宝凤挪用资金的财务资料，以及他炒股的证据，使案件终于有了突破口。”
“信息被公开后他吃不好睡不好，压力猛增”
2018年6月，刘宝凤面临的压力陡然增加。
当年6月6日，中央追逃办发布公告，向社会各界公开了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有关线索，刘宝凤位列14名，其照片、身份证、外逃所持证照等信息一览无遗。“他在一家汽车修理厂维修汽车，日子过得一般，信息被公开后他吃不好睡不好，压力猛增。”一时间，刘宝凤的黄粱美梦支离破碎。
在公布其信息的同时，办案人员马不停蹄、加快进度。专案组从原始财务资料出发，抓紧固定证据，力求查明涉案资金的数额、性质、来源、去向，并专门邀请市检察院和法院业务骨干一起探讨研究，推动案件不断取得新进展。
据办案人员介绍，在查到刘宝凤曾将部分赃款汇到其父母等亲属账户后，大家兵分几路，赴深圳、南京、南通、沈阳等地全面清查刘宝凤的资产状况，依法对涉案财产采取冻结、查封措施。
2018年8月，一则公告的发布加快了刘宝凤案件的进展。8月23日，国家监委会同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列出了“自动投案”及“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方面的情形和条件。公告发出后，刘宝凤家人的态度也变得更加积极起来。
2018年11月，深圳市主管追逃工作的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带队前往刘宝凤家乡，向其父母和亲属宣讲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随后，在办案人员的持续努力和家属的耐心劝导下，刘宝凤开始主动联系市纪委监委，并最终下定决心回国自首，案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筑牢堤坝，切断腐败分子的出逃之路”
刘宝凤回国投案，标志着深圳市办理的两件“百名红通人员”案件实现了“清零”目标。早先的2018年7月28日，深圳另一名“百名红通人员”张勇光回国投案自首。
深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张子兴向记者介绍了刘宝凤案在短时间内取得重大进展的关键——不留死角，层层传导压力。对于外逃腐败人员，深圳分别设立办案专班，并由相关市领导选择最难的案件“包案”，不达目标不罢休。比如，张子兴就主动包下了刘宝凤案，推动案件取得突破。
明确责任后，市纪委监委又主动加压，提出“三不”政策：外逃人员追不回来，办案人员不评优、不提拔、不调离；人追回来后，则给相关干部记功。“这就树立了鲜明导向，也把压力传到了神经末梢。”一名办案人员介绍。既要追逃追赃，也要做好防逃工作。正如采访中一名干部所言，反腐败不是把鱼从一个池塘赶到另一个池塘，要穷尽一切办法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深圳防逃工作任务相对较重。据市纪委监委一名干部介绍，深圳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居民具有香港耕作证，可以自由出境耕作；同时，深圳口岸多，人员过境方便，客观上也增加了防逃难度。
对此，深圳不仅持续强化对公职人员管理，对每位公职人员进行身份证和人脸识别比对，严查一人拥有多个身份证的行为。此外，深圳还对腐败易发多发的社区管理人员加强出国境证照管理，强化对“薄弱环节”的监管。
“刘宝凤案件充分说明，海外不是法外，避罪没有天堂。现在，我们加大对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追逃追赃力度；同时，织牢织密防逃网络，一方面与口岸边境建立协作机制，另一方面联手边防公安，强化巡逻、打击偷渡，筑牢堤坝，切断腐败分子的出逃之路。”张子兴表示。
本版制图：沈亦伶
《 人民日报 》（ 2019年07月15日 0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