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电影《无名之辈》导演饶晓志
看见“无名者”向上的力量
王 瑨
因一把丢失的老枪和一桩乌龙劫案，4个不同生活轨迹的人被阴差阳错地拧到一起。四条故事线，一场“无名之辈”的风云际会，用诙谐的方式揭开一群人的悲欢故事……无论遇到何种困难，这些“无名之辈”们始终怀着励志的“燃”与对梦想的追求。如电影中所言，“走投无路时，始终有桥”，留一份倔强的向上之气，平凡且拥有尊严地活着。
近日，电影《无名之辈》杀出进口大片扎堆上映的重围，单日票房超过同期上映的欧美大片。导演饶晓志把自己定位于“不糊弄事儿的电影人”，戏剧导演出身的他，在戏剧界已非“无名之辈”，曾获中国话剧金狮奖最佳导演奖，开创的“绅士喜剧”是戏迷的必看剧目……他对此次电影创作有何感悟？在票房逆袭看似偶然性背后，有着来自创作层面的何种必然性？
问：作为一部带有荒诞喜剧性质的电影作品，您如何把握喜剧元素与深刻主题表达之间的平衡？您如何理解结局“烟花绽放”这个场景？
答：荒诞喜剧不是闹剧，幽默不等于肤浅的搞笑，创作要以人物内心的走向和规定情境为主。我们是按照“正剧”进行创作的，把对生活的看法与态度付诸创作，给人物以生活、以尊严、以向上的力量。观众能从故事中寻找切身感受，找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并且从中体味某种特定的温暖，产生共情。我认为电影结局是很温暖的，虽然剧中人无可避免地付出了代价，但因每个人都为尊严而“战”，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得到归属和平静，获得舒解与踏实。“烟花绽放”是要告诉观众，人生仍然很值得，值得奋力一搏，值得拥有美好与希望。
问：电影故事灵感来自于一首歌曲，从感性情绪转化为具体故事与生动人物，您做了哪些工作？片中方言的使用，是为了制造喜剧效果或增进亲切感吗？
答：在观察生活时，电影里的每个人我都“见”过，他们就在我们身边。那首歌曲触发了我的乡愁，这仅仅是一个起点，之后发展成故事线到叙事面，点线面结合成为一个具体的作品。方言的使用是为了人物的生动和表达内涵、情绪的准确。方言是生活最生动和具有美感的一面，如果用普通话诠释，我个人会觉得失去点“魂”。
问：利用观众的“全知”与剧中人的“偏知”之间的落差制造戏剧性，多线索交叉叙事是近年来国产电影常用的叙事模式。您如何把握结构与叙事的关系？
答：采用多线叙事结构并非“炫技”，而是为了服务于人物塑造和叙事主题。描写群像浮世绘，这种结构有更多空间和可能。剧本一开始是按照4个独立故事写的，之后通过人物逻辑和目的寻找他们产生交集的可能性。我们在电影中用一天时间浓缩和还原人物的生存状态，每个人物都要“做实”，要通过结构和叙事给观众呈现人物的前半生，知道他们从何而来、为何如此。
问：您曾表达，导演对演员的引导，是戏剧成功的重要因素。那么在电影创作中，您如何赋予演员自我发挥空间？
答：导演与演员的创作是彼此成就的。表现方式如何、情绪如何递进、台词节奏等，演员的二次创作功不可没。比如，电影中保安马先勇（陈建斌饰）和卖水果的大妈插科打诨，买完李子之后还顺走了一个鸡蛋，这场过渡戏中的生活化细节是陈建斌加上的；胡广生（章宇饰）的外号“眼镜”只是我随意起的，但章宇为角色加了前史——由于“眼镜”儿时捡过一条死的眼镜蛇，却装横逞强地演绎成打死了眼镜蛇，对塑造外强中干的劫匪形象增加了更多质感。
问：从您的第一部电影作品《你好，疯子！》到现在的《无名之辈》，为何对群像刻画如此有兴趣？
答：我最关注“人”，因为有“人”才会有思考、有思想、有价值。《你好，疯子！》讲的是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关系，《无名之辈》讲平凡的人生而为人的尊严。我始终坚信，好电影一定是看见“人”，表现“人”的。这个“人”既是拍摄的主体对象，也指观众，创作者要熔铸自己的思考，也要与时代、与观众有所呼应。现在我们都讲现实题材的回归，我认为这其实是常态。
问：从话剧导演到电影编剧、导演，戏剧给您的电影创作带来什么影响？又有什么是您一以贯之的创作坚持？
答：从观察生活到看待事物的角度再到审美判断，戏剧在创作的方方面面给予我深刻影响。好故事应该有哲学性、文学性和艺术性，饱含对社会和生活的热爱。与运用何种表达方式相比，我更关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更坚持做一个“勇于提问”而非“擅长解惑”的创作者。
问：电影的宣传语提到“好演员的春天来了，好电影的春天也来了”，您如何看待这两个“春天”？
答：中国电影呈现越来越多元化的创作趋势，“口碑时代”正在来临。面对创作，我仍抱着“如履薄冰”的心态。观众审美在飞速更新，创作者要努力与观众一同进步。
所谓好演员的春天，不光指演员自身被更多观众知晓、有更高舆论热度，而是从创作者到观众看待演员的方式与价值的观念在转变。观众欣赏电影，不再只是奔着“明星”而来，而是奔着故事而来，奔着品质而来，奔着口碑而来；创作者拍摄电影，不唯数据与流量，而是从角色与人物本身出发进行选择，那便是中国电影行业整体专业水准的提升之时。
《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28日 2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