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聚焦中国电影人才缺口——
不是人人都能当导演（深聚焦）
本报记者 刘 阳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正在进行，在“合拍”“IP”“网大”等关键词外，中国电影行业的人才缺口也成为关注的焦点。
中国电影的人才危机的确不是伪命题。一个最能直接反映这个问题的现象是：往往一部电影刚取得成功，这个剧组的各个工种负责人就相继成立自己的公司，无论演员、摄影师、录音师、剪辑师还是美术师，无一例外都干起了导演。于是乎，新晋导演越来越多，新的影片越来越多，而专业技术工种的人才却越来越少，行业的专业化也成了问题。用捉襟见肘来形容这场人才危机，并不过分。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中国电影太缺自己的“蓝翔”
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演员徐峥自几年前的《人在囧途之泰囧》后，完成了由演员向导演的转型，拍摄《泰囧》的过程中，他也组建了自己的专业团队。然而，就在徐峥筹备“囧”系列第二部影片《港囧》的时候却发现，上一部影片的摄影师也成立公司当导演了，没有了御用摄影师，团队的搭建又得从头开始。
影视行业有个非常形象的术语——轧戏，它指的是演艺人员在同一时期同时参与多个项目，在不同剧组、不同角色间来回窜场。轧戏多了，自然无法在具体项目、某个角色里投入太多，最后拍出来的作品也不会太好。据了解，当前国内某些年轻演员同时轧戏多达11部，让剧组叫苦不迭。“但观众不是笨的，这样荒腔走板拍出来的电影，看一次、两次也许还可以，第三次就不会看了。”制片人谭芷珊说。
为什么这么缺人？这与十几年前中国电影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有直接关系。“人才成长速度赶不上产业发展速度。”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说。从改革开放初期年产几十部电影，到现在年产700多部电影，再加上大量的网络大电影，突然这么大的创作量，人才缺口自然会出现。“这个时期，新的网生代出现，电影人也正在换代，无论创作者还是观众，上下两代人之间横亘着20年的时间，人才少、创作量大，直接导致跨界创作人员特别多。”
缺口不仅出现在导演、编剧、演员等最核心的创作人才。几年前，导演冯小刚的一席话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中国电影行业最缺的是自己的‘蓝翔技校’。”电影行业的“蓝翔技校”，意味着要为中国电影培养最基层和具体的技术工种，比如灯光、美术、化妆、录音等。
尽管有人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但实际上，电影行业里无人不晓的一个事实是，现代电影是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每一个细小的工种都是一颗必不可少的螺丝钉，任何一个松动都会直接影响整部电影的表现力。而在工业化认识的基础上，对“螺丝钉”进行系统的培养，显然是当前的中国电影行业最缺乏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内从业者都有向国外学习的意愿，但回到中国现实环境中来的时候，还是以老派的做法来做事，这是不行的。”华人文化控股集团联席总裁应旭珺说。
她所说的老派做法，指的是过去中国电影的作坊式生产方式。虽然电影产业化改革已经进行了十余年，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的突飞猛进也在《捉妖记》《美人鱼》《鬼吹灯之寻龙诀》等影片中可见一斑，但作坊式生产的思维模式仍然对今天的中国电影行业影响颇深。“工业大片要求每个工种的专业性和紧密咬合，而部分中国电影从业者尚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稀释了人才基础。”
一辈子没进过剧组，却在教如何执筒
人才如此缺乏，是因为中国的高校没有培养电影人才吗？
答案是否定的。恰恰相反，中国是世界上学习电影的人最多的国家。在中国，除了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电影人才培养的专业大学外，不少综合性大学也设置了与电影相关的学科，尤其是电影表演专业。每年年底，几家电影专业院校的表演专业招生都吸引着全社会的目光，甚至成为国内新闻行业年年固定的“大餐”。年年都有这么多学生毕业，为什么不仅电影行业还是缺人，而且还有不少学生毕业就失业？
“最大的问题就是培养没有专业性，我们不是由专业人士培养专业的人才，导致的结果就是毕业生虽然多，但却不能很快派上用场，需要经过下一轮的实践重新训练才能成才。”尹鸿还强调，当前国内电影行业最缺少的仍然是技术工种。近年来，尹鸿担任过国内所有影视奖项的评委，但他发现，评技术奖时永远只有那几个人，没有新一代的技术人才出现。“摄影、美术等新一代的人才断代，这是教育和产业之间的脱节。”
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获得担任电影相关行业教师的资质？这个问题或许直接触及人才困境的核心。众所周知，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是世界最优秀的电影学院，近30年来，从该学院走出的毕业生就获得了30余座奥斯卡小金人。谈到学院的人才培养秘笈，院长伊丽莎白·戴莉说：“我们只雇佣专业人士进行教学，至于他们有没有学位则并不重要。他们在业界有数十年的工作经验，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从来没有上过大学。我们必须让教师有效地工作，规则很简单，我们鼓励他们在教学的同时进行自己的创作项目，如果能让学生加入到他们的项目中来，这是最好的。通过专业人士和学生的合作，我们让学生知道更多、实践更多。”
而在中国，教学实践的规则与美国恰恰相反——没有博士学位的人很难留在高校任教；即使破格在高校任教，在具体的职称评定、晋升机会等方面也明显不具优势，客观上导致这些人才难以生存。
“这对电影这样的应用型学科的教学来说其实是不科学的。”尹鸿说，“就好比搞文学创作一样，文学博士一定不是搞创作的人，搞创作的人一般不屑于当文学博士。对电影学科师资学历过于严苛的结果就是，教表演的老师可能一辈子都没演过一个角色，却在教学生如何表演；教导演的老师可能一辈子都没进过剧组，却在教学生如何执筒……”
“名牌”固然安全，但创意需要新人
人才危机并非只在中国出现。上世纪末，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人才危机也同样给产业带来了潜在威胁。
谭芷珊回忆那时候的境况时说：“因为行业发展太快，稍微有点能力的人就已经被提拔到更高的位置，自然也就不愿意再从事具体的工作。人才最缺的时候我连一个场记都找不到，只要一个会写字的人就可以来做场记。”
这样的情况，也正在中国当前的电影行业悄然蔓延。
行业外的人，有了钱就想进行业里玩玩；行业里的人，稍稍干两年就想当导演。这是颇具时代特色的行业现状。谭芷珊认为，这跟东亚电影文化中的导演中心制有很大关系。
“我在做一些合拍片项目的时候发现，国外许多电影人非常满足于钻研自己的工种，不管是化妆、摄影还是美术，他们会觉得把这个行当做到最精就很厉害了，不一定都得去当导演。这跟他们的制片人中心制是有关系的。在制片人中心制的工作环境下，导演和其他工种都一样，都需要服务制片人的协调，大家互相配合。但在东亚国家的电影行业中，导演中心制决定了导演的话语权最大，所以大家都抢着去当导演。”谭芷珊说。
伊丽莎白·戴莉同样认为，对导演岗位的过度觊觎是当前中国电影从业者与美国从业者最大的区别之一。“在美国，很多学生来到学校后都想成为导演，但在最后一学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想成为制片人、剪辑师、摄影师……他们毕业时，工种更加多元化，可以找到自己究竟擅长哪个工种，而不是全都挤破头做导演。我们总是告诉学生要忠实于自己的工种，也要尊重所有工种，如果你一直想在导演方面有所建树，也一定要在自己本行已经做得非常好的基础上进行。事实上奥斯卡小金人也会颁发给不同工种的佼佼者，因为电影创作真的是在运转一台庞大的机器。”
对于任何一个行业来说，资本都是重要的风向标。同样，在电影行业中，投资人意识与产业发展和人才成长的路径也发挥着潜在的导向作用。而目前的情况是，不少投资人为了规避风险，偏向于在执行项目时选用已经成熟的人才，如此一来，年轻从业者难以获得实践和锻炼的机会，成熟人才的价格也越来越高，疲于完成多个项目而难以保证影片质量，对行业人才成长和产业发展都造成了不利影响。
庄澄是《无间道》系列电影的出品人。他回忆《无间道》剧组在选择演员时的经验时说，《无间道》第一部中由刘德华和梁朝伟扮演男主角，另外两位年轻演员扮演他们的青年时代，而到了第二部中，两位年轻演员已经可以担纲扮演主角，不仅观众的接受度高，剧组的成本也实现了有效控制。
“很多投资人和制片人在用人时往往太保守，只敢用‘名牌’。当然，‘名牌’有时的确是保证，但创意产品永远需要新人。你也必须要有敢用新人的眼光和胆识，才能把电影做好。”庄澄说。
《 人民日报 》（ 2017年04月20日 1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