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能否惩戒“熊孩子”（新论）
姚建龙
避免孩子出现行为偏差有三道基本防线，第一道防线是父母，第二道防线是学校，最后一道防线才是司法
近日，山东青岛出台了一部中小学校管理办法，规定中小学校有权对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学生进行“适当惩戒”，迅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小学和教师是否应该拥有“惩戒权”，如何进行惩戒？对那些存在问题的未成年人，法律又该持何种态度？
不怕父母怕老师，曾是很多人的记忆。在传统观念中，教师享有很高的权威，惩戒学生是天经地义，比如罚站、面壁等，学生接受，家长也认可。然而随着中国的发展，人们权利意识不断加强，家长对教师惩戒行为的容忍度越来越低，惩戒顽劣学生变成了很微妙的问题。现行法律对教师惩戒权没有明确规定，对禁止体罚、虐待未成年学生等则有着明确要求。而惩戒学生往往涉及对学生人身权利的一些限制，是否允许、边界在哪里，法律并没有明确回应，一定程度导致现在的老师对顽劣学生不敢管、不愿管。
中小学校和教师管教顽劣学生功能的弱化，是近些年来学生欺凌和暴力接连发生的原因之一。由于学校和老师这一“缓冲区”部分失效，呼吁公安、司法机关介入和严惩顽劣学生自然也就呼声越来越高，比如建议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和行政处罚年龄等。一些地方高调宣传值得商榷的校园暴力重判个案；强调公安、司法机关要积极介入并重罚的意见开始出现在一些政策文件之中。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中，也提出了降低未成年人行政拘留执行年龄的方案。
管教孩子，避免他们出现行为偏差有三道基本防线，第一道防线是父母，第二道防线是学校，最后一道防线才是司法。在当代社会，由于流动、留守等原因，一些家长监护未成年子女的功能在弱化。如果学校这一道防线也不夯实，那就只能期待司法变成“超级父母”了，而这是司法不能承受之重。用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去对付“熊孩子”无异饮鸩止渴。最好的方法，一方面是强化家长监护责任，另一方面则是强化学校管教功能，让孩子在学校就能被管好，不让问题“出校园”。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教师有权威，有必要的约束与惩戒手段。
目前，包括美国、英国、韩国、新加坡等在内的很多国家法律均明确赋予了教师惩戒权。例如，美国约有20个州允许老师惩戒学生，仅2007年一年就有22.3万中小学生被依法惩戒。英国在2006年颁布的《教育与督学法》也明确赋予教师惩戒学生的权力，包括允许打手心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法律在赋权的同时，也对惩戒的条件、方式、工具、次数、男女生差异、程序等进行了明确规定，以避免教师滥用惩戒。
对于中国来说，类似的做法是否可行，依然需要讨论。山东青岛的办法，只是把长期停留在理论争议层面的教师惩戒权正式提了出来。需要强调的是，赋予教师惩戒权绝不能等同于允许体罚，更不能等同于允许针对学生的暴力。教师惩戒涉及对学生权利的限制，涉及学生的一些基本权利比如人格、人身自由等问题，不是地方规章能够解决的，需要在国家法律层面进行明确和规范，尤其是要明确惩戒的边界，从而让教师有底气、学生能服气。
（作者为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28日 0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