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制度供给”红利（一线视角）
郝 洪
制度供给是否精准、有效，关键看是否能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是否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解决问题
近日，上海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上海市高院、市检察院签署《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衔接工作机制的意见》。这意味着，上海率先在全国建立起行政机关与法院、检察院规范性文件审查工作衔接机制。
这个机制包括“意见征询”“会商通报”“涉诉材料共享”“协同配合”“数据平台对接”“业务培训交流”共6项内容。看起来不复杂，但对政府约束却不少。比如，意见征询机制，行政机关在文件制定或文件备案审查过程中，需要就特定规范性文件听取法院、检察院意见；再比如，协同配合机制，对发现问题的规范性文件，政府法制机构要督促文件制定机关启动文件的立改废程序。可见，上海对“一纸政令”的起草、审议、审查，更慎重、严格、规范。
这一机制的建立是对上海“突出制度供给”发展要求的呼应。去年底，上海十一届市委三次全会提出，要突出四个方面的工作着力点，“强化创新驱动”列第一，第二就是“突出制度供给”。
多年来，上海都得益于“制度供给”的红利。上海自贸区就是通过制度创新创造营商环境，促进投资贸易的便利化。像“负面清单”制度就大大提高了市场主体在投资、贸易方面的效率，节省了企业的时间成本，催生了经济效益。但在上海看来，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还要继续优化制度供给，因为“制度供给”就是区域核心竞争力。
一如上海主要领导所言，“从一定意义上说，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最缺的不是资本、人才，而是制度供给。”经济社会中的新情况新需求新问题层出不穷，产业跨界融合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边界越来越模糊，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不断涌现。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只有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把新的要素引入原有的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实现新的组合，提供一整套更加完善、更加优质的制度保障，才能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上海对“优化制度供给”的再强调，还有另外一层深意，那就是“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进改革”，尤其是推进政府自身改革。
“优化制度供给”并非新词。有不少专家在不同场合发声，指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制度创新、制度供给。但实际操作中，“优化制度供给”始终很难有效落实。最近，媒体就曝光了多起地方机构带头破坏规则，长期政企不分，裁判与运动员角色一肩担的新闻。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有的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新形势、新趋势缺少了解，抱残守缺，将“制度供给”理解为“优惠政策供给”；有的是因为制度创新涉及方方面面太多，不愿意打破旧有的利益格局，懒于优化制度供给；有的则是居高临下，将“制度供给”片面理解为管理而非服务，强势干预市场，与企业争利。这些现象背后，都是政府自身改革的不到位、不彻底。
作为制度供给的主体，政府不加强自身改革，“优化制度供给”就沦为一句空话。“制度供给”是否精准、有效，一个地区能否从“制度供给”中获得红利，关键看政府是否能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是否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解决问题，是否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多”。
（作者为本报上海分社记者）
《 人民日报 》（ 2018年01月24日 0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