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仍在发酵的希腊债务危机不仅仅是金融或者说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它还是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

　　自2009年底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后，希腊政府分别于2010年和2012年接受了共计2400亿欧元的“三驾马车”（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并在其要求下推行了削减开支、提高税收的紧缩改革，从此开启了希腊人的噩梦之旅——近五年来，希腊实际GDP萎缩25%以上，希腊人收入持续下降，失业率接近30%，青年失业率超过50%。

　　个人的痛苦感受已转化为社会认同的危机。对很多希腊人来说，失去工作意味着人生失去积极的意义。危机笼罩下的普通民众终日为满足生活基本需要而奔波劳累，政府为满足三驾马车的要求而亦步亦趋地改革。对此，一些希腊人心怀屈辱之感，他们认为自己就像“实验室里的小白鼠”。

　　多年的经济萧条使越来越多的希腊人反感“紧缩改革”，大多数希腊人希望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卸下债务负担、回归体面的生活。这也是2015年1月宣称执政目标是“终止紧缩改革、减免希腊债务、恢复经济增长和重拾民族自尊”的激进左翼联盟上台的社会基础。

　　但是，民族主义并未能挽救处于危机漩涡中的希腊人民。激进左翼联盟执政后，齐普拉斯政府秉持强硬立场，终使希腊与国际债权人的几次谈判流产，希腊债务问题陷入困局。

　　6月25日，欧盟就希腊政府提交的最新改革方案进行磋商，未达成共识；27日的欧元区财长会议宣布，拒绝延长6月底到期的希腊债务救助协议的期限；同日，齐普拉斯提出，希腊政府就国际债权人提出的救助协议举行全民公决，并计划于7月5日举行；6月30日，希腊未能归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5亿欧元到期贷款，成为IMF历史上第一个债务违约的发达国家；紧接着，希腊宣布资本管制，储户每天从银行取出的现金不得超过100欧元，ATM机取现金额不得超过60欧元。希腊是否“退欧”的争论再次占据各大报刊头条。

　　从表面上看，希腊危机因其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相互交织而呈现出复杂和曲折的特质。即使7月5日公投结果是赞成多于反对，也并不意味着希腊危机的最终解决，只能说是暂时的缓解。

　　其中症结是，在解决希腊危机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希腊政府还是以欧盟为主体的国际债权人已越走越远，背离了解决问题的根本。齐普拉斯坚称，国际债权人的紧缩改革方案违背了希腊的利益，只会恶化经济形势、损害希腊人民福利甚至带来人道主义危机。而欧盟等债权人坚持认为，债务必须偿还，接受救助必须满足条件，否则将破坏欧元区的稳定，甚至危及欧洲一体化的大业。半年来，双方在债务减免问题上始终相持不下。站在对方的立场，都有充分和正当的理由。

　　然而，无论是希腊政府还是欧盟都淡忘了着手解决危机的根本是推动结构性改革，使希腊经济回到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如果双方都能冷静、理性地坐在谈判桌前围绕这个根本性目标提出具体的方案。那么，我们现在所能看到希腊的局面可能大为改观。笔者认为，对希腊政府而言，以下四点对于解决希腊危机至关重要：

　　第一，齐普拉斯政府的提高最低工资和养老金待遇的建议，应该考虑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利于经济竞争力的恢复、养老金待遇的提升要基于国内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第二，希腊的方案应当在增加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基础上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既可提升经济活力又能保障社会公正；

　　第三，希腊国有经济比例在欧洲国家中偏高，目前的改革应放松对交通等国有部门的过多管制进而鼓励竞争；

　　第四，激进左翼联盟应从国家利益出发，放下“反对一切私有化”的教条的意识形态并制定合理的私有化计划，这样既可提高生产率又可创造就业岗位。

　　此外，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应纠缠于希腊还款的具体期限，应该放低希腊基本预算盈余目标，切实地提供财政和技术上的援助，真正促进希腊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比如，向希腊开放“容克计划”，投资并鼓励开办新企业，生产更多创新型产品，恢复其生产力。欧盟应为希腊提供不仅是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同样可行的解决危机的方案。毕竟，历经多年的经济萎缩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使不少希腊人对“紧缩改革”相当抵触。

　　或许，希腊政府和欧盟需要的是一场真正的“谈判”。（宋晓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