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通过7年的努力，使全球经济在通往强劲、可持续增长轨道的道路上，有了基础和大方向。如何看清这种努力的成效呢？既然G20是处在全球各区域经济中心位置的经济体在一起开会的机制，就需要从经济地理学说起。

经济增长起源于人们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对更多消费选择的追求甚至为实现世代相传的目标而进行的经济活动。为此，人们努力提高生产率，以达到增加个人收入的目的。显然，经济增长过程总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新产品发明出来，就会将旧产品排挤出市场。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资源节约技术的应用。全球价值链永远在变化，只有比较优势一如既往地决定着市场竞争的成败。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因其采取的政策而得到促进，而其采取的政策总是首先作用于当地的经济活动参与者。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因素至少包括教育、公平的税收机制、市场友好型政府、开放的市场等。

全球竞争也促进了不同地区间的共同增长。德国经济学家图能在1826年提出“同心圆模型”，其原理是：“将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视为以中心区为圆心的若干同心圆，中心区是经济活动集中并形成规模经济的地方，其拥挤成本也相应增加。”（拥挤成本是指因经济活动集中而增加的成本，例如，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开一家超市的费用远远高于在县城开一家同样超市的费用）。离中心越远，经济活动就越少，收入就越低。欧洲著名的工业中心——德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的鲁尔区就是“同心圆模型”经常例举的“收入椎体”的历史实例：曾经在整个欧洲大陆上，鲁尔区人均收入最高。若将鲁尔区视为同心圆的中心，鲁尔区以外的地点，无论在哪个方向，其人均收入均低于鲁尔区，并且离鲁尔区越远，其人均收入就越低。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或区域中心也在变化。

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其中的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其重要程度并不亚于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实际资本。人力资本为个人赋予了能力，使其能够获得技能和经验，创制出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方法。在全球范围内，两种资本都是稀缺的，其稀缺程度因国家和地区而异。中心区是人力资本和实际资本聚集的地方，比边缘区充裕；边缘区的资本边际效率较高，有利于吸引人力资本和实际资本，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法，而事实上，资本通常向上游流动，例如，资本并没有从美国流向低收入国家，而是恰恰相反。

研究美国（中间区）和发展中国家（边缘区）的情况就可以得知发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在美国，人们储蓄低，注重眼前的舒适，较少考虑长远，投资（以及消费）很高；而在低收入国家，与中心区距离相同的不同地点之间的资本边际效率差异是由当地经济政策或体制性因素的差异所导致的。这种差异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当地经济政策有缺陷，则“收入锥体”凹陷，人均收入低于其有可能达到的水平。当地未能吸引足够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实际资本）弥补上述差距。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政策是竞争环境下的经济政策。各地竞相吸引稀缺的流动性生产要素，以提高本地非流动性要素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他们吸引的资本越多，当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就越大。

为创建可持续增长的基础，经济政策必须能够快速、灵活地应对商品和服务市场的新挑战，必须允许熊彼特行为模式的采用，必须以良好的投资回报为指向。在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的成果中，这些要求已被纳入《布里斯班行动计划》和“综合增长战略”。

从全球视角来看，大国的政策有时会出现妨碍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效果，这被称为“负面外溢效应”。因此有必要寻求一种恰当的政策促进全球经济整体增长，使“这个星球上的任何地方”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除各国政府需制定恰当的经济政策外，G20也应发挥自身的作用。

G20的第一大任务是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从G20的成果文件来看，其倡导的两项政策原则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措施应予采取，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措施应予避免或摒弃。首先，G20各成员国应避免不利于全球经济增长的措施和行为。较为重要的措施有：避免在外汇市场上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避免采取提高关税和境内保护主义等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其次，G20各成员国可采取措施直接积极地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这些措施包括国内结构改革、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可持续的财政预算。第三，应采取措施促进核心国际组织的进一步改革，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加强国际贸易自由化。许多国家的经济亟待进行结构改革，这不仅可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还可促进G20内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货物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可作为蓝图发挥作用，并鼓励发展中国家加以仿效。G20通过各成员国相互承诺并执行改革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G20的第二个任务是保持货币稳定。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总体通货膨胀率一直处于历史上的较低水平，尽管各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在急剧扩大。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通过名义锚的方式固定了本国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它们当中的大多数但并非全部国家实现了本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以往的经验表明，这种稳定是与经济增长相互关联的。第三，G20应一如既往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国际金融机构建立积极的关系。最后，G20一直在加强贸易自由化，包括推进巴黎会议成果实现。

另一方面，有些措施应予避免或防止负面外溢效应。欧元区和美国的货币政策都是针对当地问题的，但往往会给其他国家造成问题。如美国和欧元区长期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和巴西将要承担严重的后果，如大规模资本内流且有突然停止的危险，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或引发利率暴涨。因此，该政策可能有事与愿违的后果，因而是危险的。原因有三：首先，该政策导致双边关系紧张和本国市场扭曲；其次，因国际溢出效应，其他国家也可能深受其害；第三，该政策有可能导致许多国家货币竞相贬值，从而造成负面影响，其他国家可能做出提高贸易壁垒等反应。因此国际经济环境可能会受到严重损害。“以邻为壑”的政策往往会导致“自食其果”。

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现象。每个人的愿望和梦想推动着国家的经济增长。恰当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可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阻碍其增长。政策问题宜在国家层面上而不是全球层面上解决，这意味着G20对各成员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是有限的，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有限。

然而，G20能够并且应当利用这种有限的影响。我们认为“2014年G20经济增长及其韧性议程”确实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G20的上述议程只有在各成员国的国内政策与其相衔接的情形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各成员国应大力加强经济供应环节，确保国际贸易在世贸组织框架内进行，同时进行必要的体制改革，提高税收政策的效能和效率，促进投资，打击腐败。G20各成员国应商定底线，切实认识到上述改革的必要性并在本国加以落实；达成世贸组织协定是G20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

（文章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专著《2016 G20与中国》供人民网国际频道专稿。《2016 G20与中国》一书由中信出版集团于2016年2月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