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标准是美国霸权主义本质的反映

　　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公敌。但长期以来，美国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双重标准，不断耍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将恐怖主义政治化、工具化，以打压竞争对手，谋取地缘战略利益，维护其霸权体系。从阿富汗到叙利亚，从塔利班到伊斯兰国，其丑恶嘴脸展现得淋漓尽致。近期，美国又开始就“东伊运”问题上演同样戏码。

　　当地时间2020年11月5日，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消息称，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将撤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为恐怖主义组织，理由是：依据近十年来的观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该组织继续存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020年11月6日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在“东伊运”恐怖主义定性问题上出尔反尔，再次暴露了华盛顿当权者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发言人强调，美国应立即纠正错误，不要给恐怖组织“洗白”。否定“东伊运”的恐怖组织性质，反映出美国一贯将反恐事务的双重标准作为维护自身利益出发点的霸权本质。

　　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共同敌人，以“东伊运”为代表的疆独势力长期危害着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9·11事件”发生后，中国立即公开谴责恐怖主义，承诺积极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活动。此后双方开启了双边反恐合作。2002年1月16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包括中美作为共同提案国提出的决议，加强了对塔利班、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制裁。依据安理会1267委员会认定，“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于当年9月11日被列为恐怖组织。

　　中美反恐合作初期，由于“东伊运”在阿富汗直接参与了基地组织对美恐怖活动，并参加了塔利班以及后来伊斯兰国和叙利亚内战中的对美作战行动，例如，两名“东伊运”成员曾参与2003年对美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发动恐怖袭击活动。在利益受损的情况下，美国将“东伊运”列为打击对象，在财政上对“东伊运”组织及其头目阿卜杜勒·哈克高调制裁（2009年），在军事上积极打击（例如，2010年，美国中情局使用无人机在巴基斯坦北瓦济里斯坦地区杀死多名“东突”分子。2018年，以美国为首的驻阿联军袭击了“东伊运”武装分子的训练营，因为“北约联军认为它们在中国境内外之制造袭击事件”），在国际舆论场合也公开表态谴责阿卜杜勒·哈克企图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发动袭击的恐怖行为，表示“今天我们必须和全世界站在一起，谴责这一野蛮的恐怖主义行径”。

　　但是，纵观中美反恐合作过程，大搞双重标准始终是美国对华霸权行径的重要工具：

　　第一，追求独家安全，强制他国利益服从美国利益。例如，平衡反恐与人权保护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需要妥善处理的问题。“9·11事件”后，美国以立法形式（《爱国者法案》）依法取缔恐怖主义言论，其限制国内言论自由的做法还是得到世界上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类似做法却恶意采取双重标准。2015年，为制止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恐怖组织利用音频、视频进行暴恐活动，中国全国人大开始审议《反恐怖主义法》。而美国国务院却在当年12月22日不顾中国立法的背景与目的，表示“强烈关注”，指责该法要求外国在华信息企业向中方提供技术支持，将会影响美国在华贸易和投资的竞争力，并限制了中国国内的“言论自由”。美国可以为自身安全限制国内言论自由，却反对中国在反恐法中写入要求信息企业提供关键数据、技术接口和解密技术，配合政府反恐行动的内容，用妨害中国反恐怖行动的做法“保护”中国的言论自由，美国不仅将本国企业的利益置于中国民众的生命安全和中国政治社会稳定之上，而且在指责中国的同时，罔顾本国在《通信协助执法法》等法律中规定了类似内容的基本事实。

　　第二，实用主义挂帅、意识形态领先。在“东伊运”恐怖主义活动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实用主义做法，反映了美国意识形态对华敌视的阴暗心理。长期以来，以“东伊运”为代表的恐怖组织频繁发动恐怖袭击，残害民众、毁坏财产，引起社会极大恐慌。为遏制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新疆采取了包括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在内的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使新疆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宗教极端主义得到有效遏制，民族团结，宗教和谐，人民生活安定祥和的局面不断发展，文明生活风尚的社会氛围日渐浓厚。截至目前，新疆已近4年没有发生暴力恐怖案件。但这一项符合中国法律与联合国关于预防性反恐基本精神和原则的良策，却被美国抹黑。2019年12月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除攻击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歪曲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东伊运”恐怖主义势力的努力外，还宣布了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关官员实施制裁。生存权和发展权本是保障个人和集体其他权利的前提，是最基本的人权。如果没有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生存权和发展权难以得到保障，其他权利无从谈起。美国对这一众所周知的简单道理避而不谈，对中国打击“东伊运”的努力横加指责、动辄制裁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中国主流价值观的反映，中国的反恐政策措施体现着集体主义的社会本位，它的成效优于自由主义价值观下的政策成效，在美国看来，中国政策的示范意义威胁了美国意识形态在人类精神层面的支配地位，因此，即使中国反恐政策合乎实际、效果良好，美国的反恐政策与行动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导致了数百万无辜民众伤亡、大量难民流离失所的恶果，美国对华反恐政策也要为了反对而反对。

　　第三，服务地缘政治，阻止中国发展。中国的迅速发展，造成了美国对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焦虑。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是美国阻止中国发展的有利手段。因此，从合作反恐到破坏中国反恐努力有着完美的美式逻辑。

　　首先，随时转换对手。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时期，其武装中甚至还有一个由320名恐怖分子组建的“中国营”，“东伊运”在阿富汗、叙利亚等地流窜，披着宗教外衣传播暴力恐怖思想，利用网络大量发布暴恐音视频，教授恐怖袭击的方法和技能，煽动、策划和实施了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2016年，“东突”恐怖分子伙同国际恐怖势力实施了针对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的汽车炸弹袭击，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构成严重安全威胁。即使到了2018年，“美国之音”还撰文承认：“东伊运”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构成威胁。可见美国对“东伊运”的恐怖主义危害有着明确认知。但从对华合作到取消“东伊运”的恐怖主义定性的原因在于，在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下，主要国际恐怖组织已被打散，美国境内近几年未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美国通过取消“东伊运”的恐怖主义定性，不仅可以缓和与恐怖组织的关系，增进国内安全，而且可以将恐怖主义变成服务地缘政治、遏制中国的工具。美国在“东伊运”问题上双重标准反复无常之举，反映了美国对威胁自身安全的行为与个人或实体予以恐怖主义定性，对威胁竞争对手和非友好国家安全的恐怖组织或个人则网开一面的一贯做法，且这种做法从来不局限在对华关系中。例如，美国对古巴恐怖分子波萨达·卡里莱斯纵容包庇，对叙利亚“白头盔”组织新闻造假、滥用援助、贩卖人体器官、绑架儿童用于运输化学武器，并在叙利亚自导自演“被化学武器袭击后的医院”视频，栽赃叙利亚政府军的行径置若罔闻，特朗普政府甚至向其拨款45万美元以大力扶植。因此，只要在地缘战略上是可用的工具，美国就要予以支持。

　　其次，与“东伊运”等恐怖组织相互配合，创造妖魔化对手的舆论环境，制造反恐合作的障碍。为服务地缘政治，美国也会在国际舆论上不遗余力地歪曲事实。2008年10月21日，中国公安部公布第二批共8名“东突”恐怖分子名单，美国不顾与中国反恐合作还在进行，就戴上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反恐举动。路透社驻北京记者伊恩·兰索姆在《中国公布奥运会“恐怖分子”名单》报道中挑拨说：“汉族打工移民和商人在加大对新疆的影响。现在新疆维吾尔族人口不到一半……”“东突”恐怖分子的支持势力——总部设在欧洲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德尔夏特·拉希特，立即通过媒体放风说：“这份名单是中国政府打压维吾尔人争取更大自治权的托辞……”针对美国在国际舆论场合对中国的妖魔化，在当年举行的香山论坛上，中国专家李伟不点名地批评美国：仅从本国国家利益出发，没有把反恐作为一项专门的合作事务处理，而是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反恐成为了工具，而非目的。这制约了打击恐怖主义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在舆论战的同时，操弄行政、司法、外援等手段，破坏中国反恐行动。2001年10月7日，美英以塔利班包庇和窝藏“9·11”恐怖袭击的幕后凶手为由发动阿富汗战争，并将“东伊运”组织在阿富汗的基地摧毁殆尽。22名在阿富汗被美军俘虏的“东伊运”成员被关进关塔那摩监狱，其他成员化整为零转入地下，“东伊运”元气大伤。中国政府强烈要求引渡这些恐怖分子，但美国政府却以这些恐怖分子在中国国内无法得到公正的审判为由，通过司法程序，不惜花费数亿美元将其遣送至阿尔巴尼亚和太平洋岛国帕劳。这种处理手法为美国今天撤销对“东伊运”的定性打下了伏笔。2003年12月15日，中国公安部第一批认定的4个“东突”恐怖组织中，“东伊运”赫然在列，其残余势力仍一直在策划实施新的恐怖活动。2007年初，“东伊运”分子在新疆苦心经营的一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被捣毁。2008年初，新疆公安机关破获“东伊运”预谋针对北京奥运会实施暴力恐怖活动案件，抓获以阿吉买买提为首的10名恐怖团伙头目及骨干成员。中国自身对“东伊运”的打击，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反恐合作，使该组织残余分子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一时间在疆独势力内部，“东伊运”也逐渐边缘化。以“世界维吾尔大会”为代表的“缓独型”疆独组织的影响力由此日趋上升。这些机构打出所谓反对恐怖主义的旗号，重新整合了活跃在世界各地的疆独组织。与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联系密切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不断加大对“世维会”等“东突”势力的支持力度，长年通过拨款、培训、提供设备等手段予以支持。有报道称，近3年来，该基金对“世维会”等组织的资助额度从2017年的55.6万美元上升至2019年的96万美元。随着中美关系恶化，“世维会”开始与“东伊运”分工合作，打人权牌博取西方同情。“世维会”迎合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将所谓民族宗教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争取国外政界和反华人士支持。而“东伊运”则通过“世维会”宣扬其暴力活动的“正义性”。这两股势力在组织上暗中联系，在行动上相互呼应。特别是“世维会”2006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他们在“50年建国方略总体目标”方面，即争取在新疆地区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问题上观点更接近了。经过“世维会”为首的“东突”势力不断整合，“东伊运”成功增强了对西方反华势力的吸引力，创造了美国取消对其恐怖主义组织的定性、将自己绑上反华战车的条件。而美国取消“东伊运”恐怖组织定性，又为其公开筹集资金继续恐怖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纵观美国在“东伊运”问题上态度的演变，可以看到：双重标准是美国为追求独家安全，强制他国利益服从美国利益，在反恐合作中采取实用主义挂帅、意识形态领先的态度，服务于地缘政治，阻止中国发展的霸权行径的体现。美国综合运用舆论、法律、外交手段，为达到破坏中国反恐行动的目的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此次蓬佩奥宣布将撤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为恐怖主义组织的决定，正是“东突”势力密切配合美国反华行动的具体表现。然而，美国应该明白，东突势力即使按照他们自己的统计，在美“东突”分子仅1000人左右。“他们制造的舆论声势很大，但其实每个组织的成员并不多，他们就是靠媒体炒作，给人一种在境外势力很大的假象”。美国试图通过为这一小撮人洗白，来达到破坏中国反恐工作的目的。但是，这种行为除了表现出对华的极端仇视与疯狂，最终不会得到他们的预期结果。他们应该想想，当年支持本·拉登的后果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