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再审改判后，萧山案5青年之一的王建平（右）和母亲、弟弟在一起。A20-A21版摄影 新京报记者 刘刚

　　新京报讯 (记者刘刚)昨日，萧山案立案复查近6个月后，浙江高院再审宣判：撤销原审判决，认定5青年两起抢劫杀人罪不成立。

　　浙江高院认为原一、二审判决认定陈建阳、田伟冬、朱又平、田孝平在1995年3月20日抢劫并杀害出租车司机徐彩华的事实错误；认定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田孝平在同年8月12日抢劫并杀害出租车司机陈金江的事实不能成立，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对前述5人针对该两起犯罪的定罪量刑，宣告王建平、朱又平无罪。

　　此外，法院还对陈建阳、田伟冬1995年的盗窃行为，以盗窃罪改判二人各有期徒刑一年；对田孝平1995年的两起抢劫行为，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当年，这三人的盗窃、抢劫行为均未被起诉、审判。

　　再审现场，5青年感谢司法机关纠错，同时要求对相关错案责任人追责。

　　1995年3月20日和8月12日，杭州萧山先后发生2起劫杀出租车司机命案。陈建阳等5青年被警方认定系凶手，1997年，浙江高院二审，4人判死缓，1人判无期。

　　5青年服刑17年后，杭州警方通过指纹比对，抓获萧山3·20案真凶项生源。2013年6月27日，浙江高院终审，项生源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

　　2013年1月，浙江高院立案复查“萧山5青年劫杀出租车司机案”。5月启动再审程序。6月25日，萧山案再审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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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道歉：公检法都有责任

　　称将做好赔偿工作；国家赔偿仍在商榷

　　昨天，萧山案再审案审判长、浙江高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何鑑伟在宣判后向陈建阳、田伟冬等5人道歉，称“公检法都有责任”，并表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做好赔偿工作。

　　新京报记者从当事人和辩护人处获悉，国家赔偿具体细节，仍在商榷之中。

　　何鑑伟对陈建阳等多年的冤情感到痛心，“虽然我们撤销了原来的判决，但这17年让你们的身心受到了极大伤害。我们作为法院有责任，我们没有履行好审判职责。”

　　他说：“你们的案子公检法都有责任。虽然不幸中的万幸，浙江高院在二审时做了改判，但最后的刑罚还是我们做出的，我们有责任，我代表齐院长(齐奇，浙江省高院院长)、代表高院向你们道歉。”

　　何鑑伟还表示，浙江法院一定会吸取这个教训，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一定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注重保护人权，坚持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坚决做无罪判决。对本案，还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做好赔偿。”

　　萧山错案是如何形成的

　　当年“严打”背景下，公安局刑讯逼供获有罪供述，检察院未尽审查证据义务，法院没直接证据仅凭口供定罪

　　昨天，浙江高院认定“萧山5青年劫杀出租车司机案”原判错误，宣布陈建阳等5人无罪。

　　5天前，6月27日，被害女司机徐彩华案的终审，浙江高院认定，项生源系18年前杀死女出租车司机徐彩华的真凶，判处死缓。

　　回顾这一杀人案，是什么原因导致“一案两凶”？错案是如何形成？

　　多名法律人士指出，萧山案是一宗没有直接证据、仅凭口供定罪的典型错案。

　　司法活动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错案不可能是某个人或某个机构可以独立办成的。萧山案如何在证据缺乏的情况下，闯过司法链条层层“关卡”，最终成为错案？

　　昨天，该案再审案审判长向5人道歉：“你们的案子公检法都有责任。”辩护律师钟国林呼吁，在司法链条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应守牢无罪推定底线，不能采取刑讯逼供、诱供等手段非法取证。

　　【背景】 1995年“严打”期间的两起命案

　　徐祥华接到妻子徐彩华的死讯，是在1995年3月20日的夜里。那天，恰逢萧山市当年“两会”开幕。

　　据《萧山日报》报道，徐彩华案后，萧山开始长达2个半月的春季严打整治斗争，截至1995年5月，先后收容审查了“违法犯罪分子130名”，“沉重打击了刑事犯罪活动的嚣张气焰”。

　　但是，徐彩华命案的调查一度陷入僵局。徐祥华回忆，萧山市(现杭州市萧山区)公安局刑警大队一民警，曾不下3次到家中走访，但半月后命案亦不见进展。

　　1995年6月，萧山召开夏季治安工作会议，萧山市公安局强调，“对车匪路霸、抢劫、重特大盗窃案件要加大破案力度，快侦快破”。

　　不料，2个月后，萧山再发出租车劫杀命案。当年8月12日晚，绍兴籍出租车司机陈金江被害。经鉴定，陈系被他人卡颈、勒颈及锐器刺伤腹部导致肝破裂，引起窒息和大失血死亡。

　　据新京报记者了解，徐、陈二案，直到当年11月，仍无进展。

　　“在小小的萧山市，短短一年时间，竟然发生两起出租车司机被杀的严重刑事案件，徐彩华案长达八个月又毫无突破，给公安机关造成巨大压力，可想而知。”当年的辩护律师留下的辩护词如此记载。

　　两案的僵局，直到检举证人朱富娟的出现，才得以打破。

　　【公安】 据口头举报确立侦查方向

　　1995年11月15日，杭州市三堡收容审查站，一个因组织卖淫被警方收容审查的女子，向警方检举了一条“报复杀人案”线索。

　　这名叫朱富娟的女子检举内容大意为，三个男子收了别人18000元钱，用刀杀了一名开车的男司机。三名行凶的男子，分别是住在萧山小南门的“陈建阳”、“阿东”、“建平”。

　　据新京报记者了解，萧山市公安局根据朱富娟的举报确立了侦查方向。11月28日，20岁的萧山欢潭籍青年陈建阳被带进派出所。差不多同一天，萧山欢潭乡名字带“建”、“平”、“东”的男性青年，纷纷被警方带走。多年后，陈建阳等人统计，当时一共17人被抓，大多数被释放。

　　3个与陈建阳接触较多的男子后被收容审查，他们分别是，21岁的小饭店老板田伟冬，20岁的轧钢厂工人朱又平，19岁的水电工人王建平。

　　此外，在陈建阳被警方传唤前2个月，1995年10月，同村的18岁少年田孝平，因为持刀在乡村公路上抢劫货车被抓现行，已被萧山警方收容审查。

　　“他们大多是那个年代的‘问题青年’，田孝平抢劫被抓现行，陈建阳和田伟冬有盗窃行为，这很容易增加警方对他们的怀疑。”一位知情人士回忆。

　　回顾萧山案侦破过程，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程序瑕疵，出在检举人朱富娟身上。朱的检举内容，并非亲眼所见，而是来自于一个贵州籍女子郑彩芳。

　　“但纵观全卷，并无这个关键线索知情人郑彩芳的任何讯问笔录。”多位辩护人指出。

　　“那个年代普遍重口供轻证据，办案程序严重不规范，换在今天，这样的证据，不要说收容审查，就是办理刑拘，我都不会签字。”一位90年代参加工作的老刑警分析。

　　18年后，萧山案专案组成员大多拒绝接受采访，不愿介绍当年办案细节。目前，除了业已固定的卷宗材料，没有更多信息还原，从专案组接获朱富娟检举线索，到陈建阳等5人被收容审查，警方到底做了哪些侦查工作。

　　不过，据6月25日再审庭审现场披露的细节，除了田伟冬一人“打死不承认”，陈建阳等4人均当庭指控，第一份有罪供述，大多是在经历吊、铐、跪、扇耳光、拳打脚踢、警棍击打等刑讯逼供下做出的。

　　“那个年代，有了口供，基本就是铁案。” 一位当地司法人士分析。

　　【检察院】 重要指纹证据神秘“消失”

　　1996年3月7日，萧山市公安局向萧山市人民检察院提出起诉意见书。

　　萧山警方随卷移送了后来被辩护人认为“矛盾百出”的有罪供述。一些讯问笔录上，不见侦查人员签名。

　　陈建阳等5人被认定分涉两案：陈建阳、田伟冬、朱又平、田孝平抢劫杀害徐彩华，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田孝平抢劫杀害陈金江。

　　根据司法制度设计，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检察官承担着事实证据审查及证据收集过程合法性的审查职能。

　　“检察院和公安的关系，原则上应该是制约为主、配合为辅，但那个年代，公检法被看作是一家，司法实践中往往成了配合为主、制约为辅。”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辩护人分析。

　　上述辩护人指出，当年即便警方没有固定作案工具、赃款赃物、目击证人及血迹指纹等直接证据。6个月后，1996年9月28日，萧山市检察院依旧批准逮捕陈建阳等5人。

　　1996年11月26日，萧山市检察院将此案上报杭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中，陈建阳等5人翻供，指控遭刑讯逼供。

　　1997年初，杭州市检察院退回此案，要求警方补充侦查。警方后随案移送“一块带血的石头”，但血迹无法作出检验报告；关于两案赃物，警方称“我们在侦查、预审阶段均进行了工作，无法获取”；对于刑讯逼供，专案组则出具了两份“没有刑讯逼供的证明材料”。

　　在缺失的诸多证据中，指纹证据异常关键。18年后，辩护人、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钟国林律师，从警方提供的新材料中发现：在徐彩华的出租车上，萧山警方还从车内及车引擎盖上提取到10余处指纹。而在陈金江命案中，警方现场提取到至少18枚指掌纹。

　　两命案的现场指纹，有比对条件的均在10枚以上，但均未随卷移送。“程序上讲，办案机关这是选择性移送，尤其是隐匿或不开示对嫌疑人有利证据，严重侵犯辩护人知情的权利。”

　　目前，尚无法确定这些指纹证据是警方未移交检察机关，抑或是检察机关未将其随卷移送。但专业人士指出，如此重要的直接证据的缺失，检察机关显然未尽到审查证据的义务。

　　在直接证据缺失的情况下，在1997年6月24日，陈建阳等5人被警方带走21个月后，杭州中院开庭审理萧山两起命案。

　　【法院一审】 没有一个证人到场

　　徐祥华还记得当年在萧山法院一审开庭的场景。他和陈金江的家属都在场，作为被害人家属，他们要求对凶手“处以极刑”。

　　“陈建阳的律师凌为健，给我印象最深，”徐祥华回忆，凌为健在法庭上辩护，说当事人根本没有参与作案。

　　一审从上午9点30分开始，到下午3点30分结束，中午休庭1个小时。

　　凌为健生前留下的辩护材料显示，当天的庭审，物证方面起诉书中涉及的刀具、电线等工具，均未出示。检方出示的唯一物证，是一块石头，认为是杀害徐彩华的凶器，但未作血迹、指纹鉴定。

　　此外，该案34名证人，无一人出庭作证，鉴定人也未到庭。

　　庭审调查阶段，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证言等证据，只问被告人有无异议，“被告人略作解释，则遭训斥”。

　　陈建阳等4人在庭上依旧指控刑讯逼供，但检方宣读了此前公安机关出具的无刑讯逼供的自我证明材料。陈建阳等4人坚称并未作案，法庭认定“纯系推诿罪责之词”并未采纳。

　　庭上，凌为健律师指出，从证据学角度讲，要认定陈建阳等人作案，至少应当具备的直接证据包括，曾与嫌犯打过照面的证人指认、购赃人员指证、公文包、电线、作案刀具等实物证据。公诉人则称，“由于时间已久，无法取得”。

　　辩护人还要求提供“车辆方向盘、车身、拉手指纹鉴定”，公诉方却未予回应。“律师要证据，但他们拿不出来。”陈建阳的母亲裘仁梅回忆。

　　虽然辩护人当庭提出众多疑点，坚持认为陈建阳等4人参与抢劫犯罪的证据不充分，杭州中院仍于1997年7月11日落判，认定“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判处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死刑，朱又平死缓，田孝平无期。

　　“1996年适逢‘严打’，那时的司法机关办案、判案，奉行‘两个基本’原则，符合基本证据确实、基本事实清楚即可。”一位浙江司法界人士认为，萧山案一审可以说是“严打”背景下的产物，没有直接证据，仅凭口供定罪。

　　【法院二审】 “疑罪从轻”改判死缓

　　一审宣判后，除了田孝平，陈建阳、田伟冬等4人均向浙江高院提起上诉。

　　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辛本峰接受了田伟冬的委托，为其做无罪辩护。据辛本峰回忆，二审系书面审理，“没有开庭”。

　　1997年，二审审理前，浙江高院法官到萧山看守所提审了陈建阳等人。

　　据陈建阳回忆，提审仅5分钟，高院法官说，认罪的话还有保命的机会，“不承认可能年底就枪毙了”。朱又平在再审的现场也提到，当年提审时，遭遇法官“死亡威胁”。

　　辩护人方面，凌为健依旧为陈建阳辩护，辩护词写下14页；王建平的辩护人，许德法、仁德辉两位律师，则写下12页辩护词。

　　综合二审律师们提交的书面辩护意见，一致认为萧山案疑点重重、矛盾百出，缺乏定案的直接证据，再加之侦查机关“逼供信明显”，故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定案。

　　辛本峰回忆，浙江高院审理萧山案期间，内部引起不小争议，他曾将反映问题的材料递至高院一位副院长手上，材料批转给刑庭，要求慎重判决。

　　“证据确实存在诸多疑点，最主要的是移送过来的材料中没有指纹证据。”《法制日报》引述了一位法官的说法，如果当年证据确凿，高院一般不会改判。

　　按照上述浙江高院法官的解释，正是因为该案存在着诸多疑点，浙江高院遵循了“疑罪从轻”原则，改判死缓。

　　很多人质疑为何不坚持“疑罪从无”？浙江高院参与萧山案二审的审判长张德宝回忆，当年面对这样两起命案，涉及改判，下级法院又是杭州中院，难度和压力都非常大。

　　“承办法官、刑庭还有院里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审判委员会的讨论。最终少数服从多数，投票决定，院长也只是一票。三名死刑犯都被改判为死缓，这个案子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只能在量刑上留有余地。这个案子稍微左一点，三个人肯定杀掉了。”张德宝说。

　　1997年，王建平的辩护人许德法律师，在辩护词末尾写道，“定案必须要有证据，没有证据任何时候都要翻案的，只有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特别是不轻信逼供信搞出来的口供，才能办成铁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徐彩华遇害17年后，通过当年未移送的现场指纹，杭州警方锁定并抓获真凶项生源。陈建阳等人沉冤得雪。

　　陈建阳说，改判前，他问过浙江高院的法官，如果项生源没有抓到，5人出狱后申诉，凭现有的证据能不能翻案，“法官的回答是，几乎不可能。”

　　■ 对话

　　原萧山案二审审判长张德宝，还原死刑改判死缓经过

　　“没有疑罪从无，我有一定责任”

　　【对话人物】

　　张德宝

　　72岁，浙江省高院退休高级法官，1995年原萧山案二审审判长，曾参与讨论将5青年从死刑改判死缓。

　　【二审改判】

　　当时没人敢表态“疑罪从无”

　　新京报：很多人质疑，当年二审为何没有直接改判无罪？

　　张德宝：必须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疑罪从无”在国外很普及，但当时国内司法领域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很长一个时期，司法机关在疑案上，都是按从轻处理，习惯讲法叫“留有余地”。

　　1997年，新的刑诉法修改后，开始提到疑罪从无。萧山案二审，正处于司法理念的过渡期，“疑罪从无”的观念，还没有深入法官队伍。

　　新京报：当时改判的原因是什么？

　　张德宝：复查时，发现事实有问题，证据不扎实：没有现场指纹比对的结果，此外上诉人口供前后矛盾，有刑讯逼供嫌疑。

　　我当时是审判长，合议庭的意见很明确，没有把握，不杀，要求改判。我的原则是，一个人到世上来一次不容易，犯罪了要惩治，但能改造挽救的要挽救。

　　新京报：没有人提出来不同意见吗？

　　张德宝：当时没人敢提出“疑罪从无”，敢表态无罪。审判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好多次。前后经历两任院长，第一任院长没定，第二任院长拍板，才按“疑罪从轻”改判。

　　那时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院长也只有一票。对死缓的改判，那时的考虑是，先把脑袋保住，以后至少还有申诉的机会。

　　新京报：改判遇到压力了吗？

　　张德宝：有件事印象很深，审委会定下来不杀后，高院曾经征求过杭州中院和杭州政法委的意见。当时地方意见比较大。改一个案子，特别是下级法院主审法官会很难受，因为那时也搞错案追究，高院改判就是意味着下级法院判错了，从审判长到审判员，工资奖金和职务调动都要受影响。

　　新京报：那审委会为何坚持改判？

　　张德宝：有疑点，肯定不能杀。有把握才杀，没有把握，绝对不杀。

　　【纠错】

　　有错必纠体现司法进步

　　新京报：今天，萧山案再审改判，认定两起抢劫杀人案非5人所为，作为当年的二审审判长，你有何感想？

　　张德宝：5个青年最终有机会见证历史做出结论。但17年青春在监狱里逝去，有关部门要补偿他们的损失。对于错案的制造者，应追究法律责任。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这次萧山案纠错？

　　张德宝：纠错做法绝对正确。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有错必纠，表现出勇于承认错误的态度，体现了司法的进步；也是对办案法官的一种鞭策，提醒大家把案子办得更扎实，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新京报：回顾萧山案，你有什么遗憾吗？

　　张德宝：作为萧山案二审的审判长，观念没有从“疑罪从轻”转变到“疑罪从无”上来，我有一定责任，但不是主要责任，因为我不是审判委员会成员，而案子最后是审判委员会定的。

　　新京报：萧山案改判，历时18年，你觉得有哪些教训可以总结？

　　张德宝：要听被告人的声音。我办案，都不凶被告人，有时还会递根烟。法院没判决前，嫌疑人也是普通人，也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不能对立起来。

　　没有人会平白无故喊冤。法官位子要摆正，要仔细认真听被告人的陈述。很多法官不听当事人的陈述，当事人一开口，法官就认为是狡辩。

　　另外，辩护人的声音也应多听。法庭上，律师和公检法是平等的，是法律共同体。辩护人的意见，法官应该充分考虑。

　　A20-A21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