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们常把孩子比作祖国的花朵，看到他们纯真的笑容，就仿佛看到希望与未来。花儿鲜艳也娇嫩，成长中的他们面临着许多未知。

今年六一，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式实施，回应了校园欺凌、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性侵害等未成年人保护热点问题。

中国网推出《守护孩童》系列稿件，邀请未成年人保护领域专家学者，解析未成年人保护难点，看“两法”如何为年少的他们撑起法律的保护伞。

中国网6月22日讯（记者 董小迪）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屡见不鲜，备受社会关注。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的全国调查结果显示，19.9%的学生会卷入校园欺凌事件，其中受欺凌者占16.2%，欺凌者占0.9%，既是欺凌者又是受欺凌者的占2.8%。

本月刚刚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简称“两法”）专门增设了有关校园欺凌防治的规定，我国校园欺凌防治实践由此进入新阶段。如何发现、判定校园欺凌？校园欺凌如何预防？校园欺凌发生后，应采取何种干预措施？就上述问题，中国网记者采访了山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心理学会校园欺凌与暴力防治专委会主任委员张文新。

2021年3月26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第四小学，民警在为学生们讲解预防校园欺凌知识。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发现与判定

校园欺凌应有明确的分级标准

及时发现并科学判定欺凌事件，是预防和干预校园欺凌的起点，也是难点。

“校园欺凌通常具有隐蔽性。一方面，欺凌事件发生时，往往没有成人在场，且遭受欺凌的学生不愿意或不敢说出自己受欺凌的经历；另一方面，社会排斥、传播网络谣言等形式的欺凌通常难以找到伤害行为的实施者。”张文新表示。

对此，他建议学校向学生和家长亮明学校反欺凌的态度，让家长清楚学校会采取措施防治欺凌行为，保护受欺凌学生，并通过设置邮箱、热线电话等方式畅通报告渠道，鼓励学生、家长和教师主动报告欺凌事件。同时，加强学校全体工作人员对学生日常活动的监控，及时发现并报告欺凌事件。

根据“两法”，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然而，在反校园欺凌的实践中，这一内涵界定仍缺乏操作性，且难以据此进行分级判定。校园欺凌的科学内涵和操作性标准亟待进行公众科普。

对此，张文新认为，“‘两法’中的界定未充分体现出欺凌者与被欺凌者间的‘力量不平衡性’，忽视这一特征，会造成欺凌概念的泛化，容易让人混淆校园欺凌和‘力量均衡’的同伴冲突。与此同时，应根据欺凌行为的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建立明确的分级标准，以帮助识别欺凌、确定恰当的干预手段。”此外，他还特别提到，在判定欺凌事件严重等级时，应将受欺凌者、旁观者遭受的心理伤害结果考虑在内。

2021年5月11日，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第一中学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检察院检察官给学生们讲解预防校园欺凌知识。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帮辅与教育

教育惩戒和法律手段并非理想方法

谈及欺凌事件发生后的帮辅与教育工作，张文新建议应从受欺凌者、欺凌者、旁观者三个维度入手。

欺凌事件发生后，需要第一时间终止欺凌行为，确保受欺凌者持续处于安全状态。在了解欺凌事件始末后，对受欺凌者进行心理辅导、人际技能训练等；对欺凌者进行必要的心理辅导、行为矫治以及人际技能训练；对旁观者及同伴群体开展心理疏导或反欺凌态度与行为的训练工作。

张文新告诉记者，现阶段，我国校园欺凌防治的重点放在了对欺凌者的管教上，忽视了对受欺凌者的帮辅以及对整个同伴群体互动方式的教育引导。更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对欺凌者的干预方式偏重教育惩戒与司法惩处，忽视了成长教育与心理矫治视角的防治工作。

“未成年欺凌者同样是受教育对象，同样会因欺凌事件出现消极发展结果。教育惩戒和司法惩处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未成年人的行为，但单纯的处罚等并不是终止欺凌发生的有效方法。”张文新建议，对一般性校园欺凌事件中的欺凌者，可通过反欺凌课程、心理辅导与矫治、行为监控等方法实现行为转化；对严重欺凌事件的实施者，需要委托专业心理咨询机构进行行为矫治，同时，要考虑该类个体如何再次融入班集体以及学校适应的问题，必要情况下要考虑设立专门学校进行长期性的教化引导。

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预防和治理中小学校园欺凌对策研究”的教育实验结果显示，基于心理辅导原理实施为期一周的谈话法，能实现约45%的欺凌者停止实施欺凌，继续实施一个月以上的追踪谈话，约79%的欺凌者可以停止实施欺凌。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正在开展反校园欺凌课程。图片来源：山东师范大学校园欺凌研究中心

防治机制建设

建立健全校园欺凌科学防治的长效机制

校园欺凌的发生发展机制决定了其防治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依据预防科学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已有的欺凌防治研究与国际防治经验均表明，虽然校园欺凌的发生与个体、同伴、家庭、学校等多方因素有关，但有效的欺凌防治工作必须以学校为主体。”张文新指出。与之呼应的是，“两法”中也明确，学校是预防干预校园欺凌的主要场所，强调建立以学校为单位的欺凌防治制度。

在具体操作中，他建议学校通过成立反欺凌协调委员会、组建反欺凌工作小组、设立校园欺凌报告渠道、建立全校范围的监控等，建立健全基于循证证据的反欺凌机构和工作机制；通过班会、心理健康活动课等向学生传递学校对欺凌行为的态度，教授学生应对校园欺凌的知识和技能。

“当下的欺凌防治工作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需要尽快研发科学有效的校园欺凌防治方案或对策体系，形成学校防治方案、教师工作手册、家长防治手册和学生防治手册等。”张文新强调。

此外，他还建议，应从国家层面建立由心理学、教育学、法律、社会工作等领域专家学者组成的全国校园欺凌防治专家指导委员会，建立我国校园欺凌动态监测平台、校园欺凌防治体系的研发与推广平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