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项媒体调查显示，近六成的受访者赞成“尊严死”，近三成的受访者选择看情况。如何对待“尊严死”，正在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

　　前不久，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通过“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倡导“尊严死”和“生前预嘱”，引发不小社会反响。网站的创办者之所以倡导“尊严死”，是有感于父辈当初的死亡经验。创办者之一陈小鲁就曾看到父亲陈毅在人生最后时光的痛苦。这种延续生命的结果，一是他本人很痛苦，二是大家都很痛苦，另外就是浪费了医疗资源。

　　有一位前国家领导人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对守在身边的工作人员叮嘱：“我这么难受，还拖累了你们这么多人，以后再也不要抢救了。” 但从约定俗成的角度来看，国家不可能不竭尽全力进行抢救，以尽量延长他们的生命，否则谁也承担不了责任。

　　其实，无论名人、高官还是黎民百姓，只要罹患绝症，现有的医疗技术都无法治愈。病人分外痛苦，家人无可奈何。而花费的医疗费，耗费的医疗资源以及陪护者的时间精力，难以计算。更何况，普通百姓一场病下来，简直像“房倒屋塌”，家庭经济状况一落千丈。不少农村地区，凡有难以治好又花钱太多的疾病，一些病人宁愿选择喝毒药、上吊自杀，也不拖累家人。因为他们认为：“不治病一个人死，治病是全家人死。”病治不好，白花钱财，白耗人力，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在传统观念中，一说到“尊严死”，给人感觉好像儿女不孝、亲友无情。其实，如果真心孝敬长辈，最好是在他们身体健康时，好好赡养，使其心情舒畅，颐养天年。不要等他们一病不起时，再拼命花钱治病。幸福是生活，而不是活着。在有限的生命里，该有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都体验到了，这才是最大的福分。 

　　现代医学尚难治愈很多疾病，尤其是晚期癌症。很多患者身心饱受摧残，确实会有生不如死的感觉。在一些革命战争题材电影里，战士受重伤太痛苦时，往往要求“给我补一枪”。然而，在和平年代，这样的做法就等于故意杀人。从这种意义上讲，“尊严死”也需要与时俱进。如果绝症病人有主观意愿，并且由权威法定医疗机构正式确认，就不妨尊重病人的自愿选择，让已无药可救的病人“有尊严地死去”，这是“死亡文明”的一个体现。

　　当然，一个国家推行“尊严死”是非同寻常的大事，必须通过立法确认。特别是界定病人的生命末期，需要有严格的医学标准。推行“尊严死”应尊重病人的意愿，不能强推，并在操作层面慎重执行。“尊严死”合法化需要广泛征求民意，取得社会共识。改变公众的传统观念也需要一个过程。

　　医学的使命是救死扶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医生能够救活所有人。通过医疗手段，减轻绝症病人的痛苦，甚至遵从痛苦不堪的绝症病人意愿，为“尊严死”开一扇窗，让“有尊严”贯穿人的生命始终，也是人道主义的题中之义。

　　《 人民日报 》（ 2013年08月23日 1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