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地方债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命题。今年6月10日，审计署刚刚公布上海、天津、重庆等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的审计结果，36个地区2012年底债务余额共计3.85万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增长了12.94%。其中，一些省会城市偿债率指标偏高，2012年，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如果再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

用以上数据分析权力部门的系列作为，似乎就不能简单解读为“例行工作”：早在7月26日，一则“国务院急令审计署审计全国性地方债务”的消息就在网上流传；7月28日，审计署网站发布消息显示，根据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几乎同时，有媒体披露，上海银行间资金拆借平台，已经停止政府平台项目审批和拆借。不管是怎样的“风雨欲来”，摸排地方债风险，已经是不争的共识。

这样的共识基于三个大背景：一是新一届政府的经济取向日趋鲜明，不推出刺激经济的措施、在结构性改革中实行去杠杆化和以短痛换取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等，甚至包括从6月以来，对实体经济的“偏好”更是写在脸上，以“微刺激”激活中国实体经济潜能。这一系列举措有一个共性特征，探实情、看真“病”，真抓实干，不回避、不敷衍。地方债作为时下经济领域的大焦点，自然要好好窥探实情。

二是不少金融研究机构不断警示地方债风险，譬如国际知名信用评级公司穆迪预计中国地方债下半年到期后会有违约风险。官方也不断提醒：部分地方由于土地出让收入增幅下降，偿债压力加大。2012年底，4个省本级、17个省会城市本级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7746.97亿元，而上述地区当年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需偿还本息2315.73亿元，为当年可支配土地出让收入的1.25倍。加之有关地方债真实情况的民间传说很多，摸清家底，才能真正谈得上化解风险。

三是过高的地方债负债率，可能会衍生出更棘手的经济社会问题。国家审计署外交外事审计局局长马晓方做客人民网时透露，“地方债务偿还过度依赖土地收入，高速公路、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债务规模增长快、偿债压力大、借新还旧率高；一些地方通过信托、BT和违规集资等方式变相融资问题突出……”千丝万缕的地方债还与高房价等泡沫纠葛在一起，甚至令人忧虑财政的养老能力。凡此种种，已经不只是“钱”的问题，这也是中央全面彻查地方债的现实动因。

经济上升期，卖地收入有保障，地方债接续便捷，一旦下行压力来袭，多米诺骨牌就容易连锁坍塌。因此，要防患于未然，不仅是压缩债务规模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力促政府转型，从唯GDP与政绩论的位次上抽离出来，理顺财权与事权的关系、改变传统权力考核图谱，厘清举债权力与责任的边界，让地方政府清醒于融投资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重估地方债风险，显然是件刮骨疗伤的好事，利于经济澄明，裨益政府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