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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
7月10日至11日，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次对话是中美两国政府换届和元首会晤后举行的一次重要高层接触，有利于两国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指引下取得积极成果。本版约请中美数位知名专家，为读者全面解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表现形态、创新之处、路径及未来影响等
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夏伟（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
保尔森（美国前财长）
芮效俭（美国前驻华大使、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
问题一：
新型大国关系与传统大国关系在表现形态上有何不同？
李文：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特征是“挑战与利益同在”、“竞争与合作并存”，合作与共赢构成相互关系的主要方面；传统大国关系的主要特征是“敌我分明”、“对抗与冲突”，“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构成相互关系的主要方面。
殖民主义时期，大国之间的战争是霸权更替、国际体系改变的主要途径。崛起大国在接近或超过传统大国过程中，往往试图挑战和颠覆传统大国的地位和现有国际体系，两者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在所难免。冷战时期，由于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包括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C）即后来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经济秩序均由美国主导，颠覆这一体系和秩序成为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首要任务。
冷战结束以来，大国复杂而深刻地融入国际体系，利益相互交织。新兴大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同世界各国全面深入地开展互利合作发展自己，与传统大国一道成为现有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支持者和贡献者。新兴大国之间以及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根本性利益冲突不断减少，合作空间日益拓展。
袁鹏：传统大国关系强调实力、力量，新型大国关系则更注重战略和意图。就中国而言，所传递的信息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不会因中国国力强大而改变，战略文化、时代条件、利益捆绑、人文交流等因素才是决定国与国关系更深刻的动力；传统大国关系往往以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战争或冲突为主旋律，新型大国关系则强调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意识，主张合作共赢才是唯一正确选择；传统大国关系之稳定往往建立在相互威慑（如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或共同价值、战略结盟（如美欧、美日关系）基础上，新型大国关系则主张文化多样化、发展多样性，倡导平等尊重、包容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夏伟：在中美领导人着手解决两国间业已存在的所有具体难题时，如果他们能共同向世界进一步表示，他们致力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在言辞上，而且承诺以新的热情和创新精神，在两国历史存在的巨大鸿沟上架设桥梁，这将对两国关系发展大有益处。
保尔森：美中关系十分复杂， 但双方在全球有许多共同利益。美国和中国经济高度互补，双方要相互“补台”。一些人认为，主要大国之间必然要发生竞争，但是，没有哪一条历史铁律说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历史上，更多的情况是，主要大国之间既合作又竞争。奥巴马接受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中国、美国以及其他主要大国需要朝着具体化的方向来建设这种新型关系。
问题二：
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的新理念，新型大国关系的创新之处主要有哪些？
李文：中国国家领导人率先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主张，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突破了以往有关崛起大国必然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颠覆传统大国既有地位的理论框架，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大国不称霸，新兴大国不争霸，两者能够做到既竞争、又合作，和平共处。第二，认为人类社会不愿再次经历也无力承受大国严重冲突或剧烈对抗，大国之间必须将和平与合作置于相互关系中的头等重要地位。第三，认为近代以来，大国关系从二战之前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关系，过渡到冷战时期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结盟与对抗关系，最终发展到始于今天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深刻反映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袁鹏：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确实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因为，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占主导的还是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其核心是以国家实力论英雄，以大国兴衰论成败。这一理论虽为既往国际关系的事实所反复检验，在西方甚至在中国也很有市场，但它依据的多是20世纪以前西方大国关系的历史。今天，我们身处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和威胁多元化的全新时代，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中国和平崛起也是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全新道路或模式，也急需理论的提炼和指导。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主要基于21世纪新的时空条件，基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新的实践，希望开辟一条大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道路。由于它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其内涵的丰富与理论的创新还需要中国的外交实践不断推动，需要中国学术界不断努力，也需要各国官员和学者与中国一道共同构建。
问题三：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和措施主要有哪些？
李文：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人类社会从战争走向永久和平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也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长期而艰苦的历史任务，需要中美双方确立方向、探索路径、充实内容和完善形式。
首先，关系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由基于战争冲突的“权力政治”向基于制度机制的“规则政治”的转变。因此，双方致力于建立平等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制定、认可和遵循一些有利于合作和平的基本准则。
其次，应共同致力于维持和建立各种全球、地区性国际机制，为相互合作提供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的沟通平台。
再次，应淡化、搁置和推迟解决在人权、宗教、意识形态及政治体制等领域存在的一时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分歧，扩大经贸往来和经济合作，保持密切沟通和良好互动，在共同解决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过程中，不断凝聚共识、积累信任、总结经验，不断推进相互关系的良性互动。
袁鹏：首先，应确保中美之间不打仗、不冲突、不对抗，这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最低目标。为此，需要拔出两国在涉台、渉藏、渉疆等敏感问题的冲突引信，需要通过更具实质性的两军交流防止在海、空、天、网等领域的潜在风险，需要建立有效的危机预防和管控机制，以避免出事或防止事态失控。
其次，应树立相互尊重、平等互信、包容互鉴的战略意识，这是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础。为此，需要通过加强全方位的沟通、交流和理解，学会换位思考、抓大放小、立足长远；还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各自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善于学习对方的长处。
再次，应努力扩大两国合作的空间，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在全球领域，应通过G20、联合国等平台，围绕气候变化、能源资源、人口、核不扩散、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与他国一道共塑新的国际秩序；在非洲、中东等地区形成优势互补、良性竞争、共谋发展的新格局，在亚太地区尽快就海上安全、第三方因素等形成中美良性互动、和平共处路线图；在经贸领域，实现两国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的经贸关系升级换代。
最后，通过共同的实践和理论推动，形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模式，共同改写大国关系国强必霸、国兴必战的旧历史，谱写21世纪国际关系的新篇章。
保尔森：所有国家都会有分歧，但今天的世界，主要大国不应让分歧妨碍双方在有共识领域的合作。中国重新崛起为一个大国并在全球舞台上扮演更重要角色后，中美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走向何方，取决于两国领导人的选择。我们有能力构建一种更好的、更富有成果的互惠互利的双边关系。中美的共同利益是现实存在的，需要两国决策者拿出更多的智慧。
美国和中国经济高度互补，未来这种互补性还会进一步上升。两国经济中都有一些重大结构性问题亟待解决。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 这意味着美国和中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必须采取协同的政策、行动，以应对全球主要挑战。坦率地讲，除非中美这两个大国相互“补台”，否则，世界上的经济和环境挑战问题一个也无法得到解决。如果各怀心思，双方将会抵消对方所做出的努力，或无力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做出足够的贡献。
如果中国平衡自身经济，美国改革它的财政、税收和社会福利体系，两国的经济就会比今天更好地对接。因此，我们需要互惠互利的行动，也就是，其中任何一方都采取符合自身利益的行动，这种行动最终也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总之，在可能的情况下，让我们联合行动；在只能单干的时候，让我们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
问题四：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上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李文：来自美国方面的主要障碍是：一些政要和社会精英至今仍坚持认为世界上只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是正确的，并以此认为中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来自中国方面的主要障碍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方面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综合国力、国际影响与美国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来自双边的障碍在于，两国间尚缺乏足够的政治互信，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存在分歧。
袁鹏： 一是双方认知仍有差距。由于实力地位、战略文化以及霸权心态等方面原因，美国对于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要么态度不积极或十分勉强，要么“为我所用”、“新瓶装旧酒”，将其转化为单方面对华提要求的筹码，部分人士甚至还有抵触情绪。为此，加强对话、赢得理解、形成共识、调动热情十分关键。
二是两国结构性矛盾突出，各种问题繁杂，诱发摩擦和冲突的引信较多，战略互信的水平较低。为此，在中美关系的实践中一定要合理期待，既不能一如既往按照原有节奏去应对已然变化了的中美关系，也不能为了新型大国关系而牺牲原则和立场。
三是“第三方因素”掣肘，一些第三方要么将新型大国关系之构建误读为“中美共治”的新版本而醋意大发，要么担心中美走近伤害其国家利益暗中使绊。如何形成“中美+X”的三边关系良性互动新局面，理应成为下阶段中国外交努力的方向。
芮效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过程，目前两国正处于这种新型关系的开端，双方充分认识到，在今后双边关系发展中会有战略性竞争的危险因素存在，因此双方正从最高层开始，努力扩大共识与合作。正如国务委员杨洁篪在习近平与奥巴马在“阳光之乡”的会晤后所指出的，中美两国在东亚的共识远远大于双方之间的分歧。扩大共识，减少和控制双方的竞争与摩擦，将是中美两国关系今后发展的方向。
问题五：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未来的国际关系有何影响？
李文：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复杂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性质和状况对其他大国关系存在重要的制约和影响。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也有利于解决包括全球金融动荡、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能源保障等危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球性问题。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未来亚洲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具有重要作用。
中美双方共同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处理和解决各种国际分歧与争端，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地区内一些因领土主权纠纷而引起的矛盾与冲突的升级与恶化。中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为东北亚地区维持和平与稳定，并最终通过对话解决朝核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袁鹏：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如果取得成效，不仅能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找到最好的注脚，而且能为新时期大国关系发展树立新典范，将至少产生三个重要影响：其一，向世界展示中国和平发展的诚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赢得理解和尊重创造新的条件；其二，引领大国关系新潮流，至少使国与国之间在未来交往过程中都会下意识地从新型国家关系角度去处理问题；其三，为大国间超越双边分歧着眼全球性问题开创一种新的范式。
保尔森：中美之间有许多事情可以一起做。首先，我们需要更多、更好地沟通，需要更大的透明度，以了解彼此的政策动机和意图。同时，我们需要采取行动，通过改革让各自的经济走上更加可持续和互补的轨道。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以下一些事情——平衡双向投资，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双边、地区以及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在一些地区，比如非洲进行更多合作，那么，我们的关系就会更加稳定。中美关系也就更能够抵御一些分歧造成的风浪。
（本报记者温宪、吴云、吴成良、李博雅、牛瑞飞采访整理）
《 人民日报 》（ 2013年07月10日 23 版）
